三、论史家的著史态度
    刘勰极力强调史家著史必须持公正和严谨态度，据实记载史事。
    他赞扬司马迁作史的“实录无隐之旨”，赞扬司马彪著史之“详实”，赞扬古代良史董狐、南史氏之“直”。为什么？因为“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文学若要真正发挥惩恶劝善作用，就必须靠良史直书史事，虚假的历史不能取信于人，无法显示戒鉴功能。从史学发展史来看，主张史学家具有公正无私的著史态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但刘勰不仅肯定前人的观点，而且还利用他从事文学批评所练就的“诠评”能力，从文、史作品具有不同特性的角度来说明著史必须注重真实。他把著述文字区分成几个种类，认为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性质规定，“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⑨
    与提倡据实直书相应，刘勰批判了著史的虚妄态度。他斥责班固“遗亲攘美”，“徵贿鬻笔”；薛莹、谢承（或谢沈）“疏谬少信”。他认为，即使史家遇到有疑问的史料，也不能乱记，“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刘勰还进一步探求记史虚妄的原因。一是记述古代，由于史料不足和传闻走样，最易失实，“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著史之人又往往喜欢新奇，“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由于爱奇心理作用，对传闻之事就好夸大，记久远事偏要详细，“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这就是“讹滥之本源”，“述远之巨蠹”。二是记述当代，由于记述者与被记述者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容易说假话，即使是孔子，述鲁定公、哀公事，也有“微辞”，就是因为世人间存在利害关系。对于地位显赫的“勋荣之家”，即使是“庸夫”，也要极力夸饰；对于无权无势的“迍败之士”，即使很有德行，也要埋没。这样吹捧某些人，打击某些人，“寒暑笔端”，可以说是同样歪曲真相。最后刘勰感慨写道：“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心，唯素心乎！”他所谓“素心”，即公正之心。史家只有怀“素心”记史，才能没有偏私，杜绝虚妄记载。在刘勰之前，东汉王充《论衡》具有强烈的“疾虚妄”精神，为批判贵古贱今之说，着重从记远方面探求虚妄记载成因。刘勰则不但指出记远事虚妄之因，又指出记当代事受“世情利害”、“勋荣之家”影响之弊，并提出“素心”说，可以说在批评虚妄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刘勰对当世重门弟权势而不重真才实学之风气的抨击，也是源于自身处境而发出的控诉。刘勰前半生颇为困窘，由于贫穷以至无法婚娶，满腹才华更无人赏识。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著作《文心雕龙》，怎能不使他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呢？此书作成后，虽为空前之文学批评巨著，却因他社会地位低，书也“未为时流所称”。他只好“负其书”拦于当时文豪沈约车前，沈约读后“大重之”⑩。由此《文心雕龙》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刘勰的主张直书和批判虚妄的思想并不彻底，所谓“素心”也不能违反封建礼教。他称班固为吕后立本纪是“违经失实”。他认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这就是说，象孔子那样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也是可以的，因为不好因一点瑕疵而破坏整块宝玉的形象。这反映了刘勰“素心”说存在很大局限性，光彩为之减弱。
    刘勰对于史家著史态度多所论及，盖由于他认为著史责任极为重大，“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责任既重，实践更难，“负海内之责，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刘勰之意在于，世人要懂作史之任重与艰辛，名家尚且受指责，一般人更应以“素心”谨慎从事，“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四、论史书编纂
    他在《史传》篇中论评了作史的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尽量广采史料，他举例说：汉代“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为的是使史官了解全国各地情况。另外，史官还要“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尽力搜考前代遗留各种文献史料，“欲其博练于稽古也。”第二步是确定著述要点和方法，其观点和内容，“宜依经以树则”，劝戒和褒贬，“必附圣以居宗”，以圣人和经典为最高典范。第三步是有条理地著述，“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刘勰认为史书的体例应效法古代的经典。他说，《春秋》和《左传》的条例很清楚，但《史记》、《汉书》以下就没有什么规则了。到了邓璨的《晋纪》又有了条例，摆脱汉魏的旧习，取法殷周的标准。邓璨虽人在僻乡，却仰慕古代经典。后来孙盛的条例就是仿效邓璨之作。这反映出刘勰处处以儒家经典为楷模的思想局限性。他没能认清史书体例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进步的趋势。
    他比较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各自优点，“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问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乃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认为编年体的优点是简约，但记人物氏族关系不易清楚，纪传体适合于记人物，所以为后世史家所宗。看来他在两体中更倾向于纪传体。他的话接触到魏晋南北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此朝社会上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之风很盛，为适合这种品评人物的社会需要，史书编纂遂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
    但他对纪传体也不尽满意，加之编年、纪传两体在实践中并行，所以刘勰又探讨了纪传和编年的各自不足，以期引起史家注意。编年体的缺点是，“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年代久远则记载易前后矛盾，事件繁杂则记载易首尾疏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纪传体的缺点是，“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一件事给要涉及几个人，如每个传中都记，就显得重复；如只记入一人传中，则又不完备，“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注重史书体例的探讨，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吴韦昭《国语解叙》、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范晔《后汉书·自序》等，都引古证今，阐说己著之义例。不单史家重视，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也重视。晋惠帝、南朝宋孝武帝、南朝齐高帝之时，三次皇帝诏令朝廷大臣共议修史体例。具体到对编年、纪传优劣的讨论，晋干宝、袁宏都以编年体为优，因而干作《晋纪》，袁作《后汉纪》，均采编年体。干宝《史议》“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11）认为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12）袁宏亦赞扬编年体《左传》，“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又称荀悦《汉纪》“足为嘉史”，“大得治功”；而认为纪传体的《史记》“然未尽之”。（13）北魏高祐、南朝宋范晔则以纪传体为优。高祐说：“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14）范晔认为编年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因而结论是纪传体“适之后学，此焉为优。”（15）对史书体例讨论的热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学的发展程度，和前人相比，刘勰的独到之处表现在对纪传、编年二体缺点的分析是深刻的、有创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