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要不要变法的抗争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帝颁发14项新政的上谕，分别于五月二十七日分寄福建等10省，六月初一日分寄四川等8省，初二日分寄吉林等4省，共计22省，均印封四百里马递。惟未见寄发内蒙和西藏两处，可能是出于两地情况特殊未便实行新政的考虑。查军机处录副奏折，可知各地复奏的情况。先后复奏的有：江西前任巡抚德馨、继任巡抚德寿、奉天将军裕禄、浙江巡抚廖寿丰、直隶总督王文韶、河南巡抚刘树堂，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张汝梅、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湖北巡抚谭继洵……共有17省19人复奏。福建、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5省未见复奏，推其原故，可能因该省大吏认为地处边陲，经济落后，难以推行新政，故而不复；另外云、贵两省督抚在此期间调动频繁至使无人负责复奏；也可能已有复奏而折片散佚或保留在台湾也未可知。但就复奏可稽者则已超过四分之三以上，足可见各省督抚大员对上谕所宣问题的重视，不论对新政持赞同或反对态度，都作了披肝沥胆的奏对，这些复奏与其说是针对上谕，毋宁说是针对维新派，双方对立的观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从各省复奏可看出：在要不要变法这个问题上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斗争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1）要不要改变祖宗成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强调：“物久则废，嚣久则坏，法久则弊”，并引经据典，论证《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的治世之道。胡燏棻在《条陈变法自强折》中说：“臣闻五帝殊时，不相治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之道不同也。”（14）“自古以来就没有世代相沿不易的礼法。浙惟变法以应。”（15）
    在各省督抚中，只有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安徽巡抚福润比较倾向变法。福润云：“因革损益者，帝王御世之权，穷变通久者，古今不易之理。”（16）大部分督抚均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变法。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法制未可轻变。”广东巡抚马玉瑶说：“自来贤圣之君，承帝王之薪传，守祖宗之法度，……自非万不得已，弗肯轻事纷更。”（17）湖北巡抚谭继洵贬变法为舍本逐末，声称：“理天下者，必先明本末之序，……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18）御史熙麟甚至上《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汹汹然曰：“我朝成法，二帝三王所由治，千圣百王所不易，而我列祖列宗酌古准今，折中至当之所留贻也。”“成法相循，不言富强而天下自安，成法偶弛，竟言富强而天下转危。”甚至说：“中国本无所谓不富强也，不富何以各国必与我通商，不强何以各国肯与我议和。”这些言论活脱脱地勾画出一副无知少识而又盲目自大的阿Q相。
    祖宗成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正是守旧派不离口的陈词滥调。康有为等人早已作过充分的驳诘，可是守旧的督抚大员们依然旧调重弹，顽固地排斥变法的主张。
    （2）要不要采用泰西新法。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包含着变祖宗成法和学泰西新法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胡燏棻总结出日本经明治维新力行西法，弹指间便成富强之国的经验，言简意赅地指出：“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19）
    守旧的督抚们猛烈攻击学习泰西新法。李秉衡指摘胡燏棻的言论是“离经叛道之谈”，他认为学不学西法是“人心风俗所关，不可不辩”，从而捧出“国粹”，说“中国圣经贤传，大而纲常伦纪之重，小而名物象数之微，无不具备，推而百家九流之书，凡天文地舆算学，以至树艺畜牧各有专家。今人所诧泰西之法为神奇者，多衍中国之书之绪余”，并无礼地斥责提倡西法之人为“奸民”、“贼子”，并说：“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20）竞有人污蔑胡燏棻奏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奸细转交胡燏棻呈进者也”。那些守旧的大臣们强调中西国情不同，从而得出：泰西之法，只可行之泰西诸国，若用于中国，是乱天下之道的谬见。他们都反对“以夷变夏”，京中大员皆称西学为“鬼子学”。
    守旧者不懂得因时制宜的治世之道，袁世凯当时抨击说，所谓“以夷变夏”是“不知通商开禁以来门户洞启，即欲闭守，亦无善道，即不能不与各国交际往来，自必须习知其风土人情，始可相机制服，不为欺侮。”（21）应该说，袁世凯的见解是人们对国情不言自明的最起码的认识，可是顽国不化的守旧派一味闭目塞听，横阻采用西法。
    （3）要不要从根本上变法。变法千头万绪。同样提倡变法，变法从何抓起，根本何在？要不要改变政体？这一问题最为关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康有为等维新派与洋务派及一般主张变法者的态度、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康有为主张变法必须从根本上变。他说：“非尽弃旧习，无从涤除旧弊。”并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应“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才是抓住了变法的根本。采用西方的议会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要不要解决政治体制这个变法的根本问题，把维新派同其他也倡导变法的人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如胡燏棻就是一例。他虽然积极倡导变法，一连摆出10项新政，把当务之急囿为“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兴学校。”（22）但却只字不提改革政体。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上书激动不已，对各项新政的建议大多首肯，但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建议却不能接受。光绪帝下达的变法上谕，主要依据的是胡燏棻的奏折，确定“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而未采纳康有为的议会主张。又如袁世凯的变法奏折拟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涉及政体改革的一条也没有。
    各省督抚大员中不乏其人赞同诸如修铁路、开银行、兴商务、办学堂等新政项目，甚至将这些项目抬高到居于根本的地位，从而排斥“改革政治制度”这一关键问题。如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朝廷“以振兴商务为目前要中之要，急中之急”，“以开银行，修铁路两大端为振兴商务之始基”（23）。廖寿丰复奏说，铁路“若网之有纲，若裘之有领”，是为“变法之始基，……而不能与一切西法相提并论”（24）。这些人所提的变法主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改变政治制度这个根本的变法纲领。
    （4）变法有无前途。维新派和热心倡导变法的人都对变法的前途充满信心，洋溢着憧憬之情。康有为说：“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犹反手。”又说：“若果涤除积习，别立堂基，……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亚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25）胡燏棻预言：“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26）袁世凯也说：“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27）所以，他们极力鼓动光绪下决心变法。
    反对变法的诸臣，根本不相信变法能有什么成效，对变法忧心忡忡。甚至断言变法只会招来新弊端，大祸灾。陶模认为“更法非难，更法而无弊为难”（28），廖寿丰说变法“不过添一新奇之弊窦，开一方便之法门，于实政无与也”（29）。有的大臣预言变法的“异日之祸，更有甚于今日”。所以他们力劝光绪皇帝，当务之急是“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不必侈言变法”（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