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推行14项新政的争论
    光绪皇帝上谕中颁行的14项新政，其总目标在求国家的富强，大体上可以分为发展工农商业，开发经济以求富国；节省开支，速筹巨资，以应向日赔款之急需；练陆军，复海军，以求自强等方面。
    康有为、胡燏棻等人认为：发展经济根本措施在于修筑铁路、开发矿产和采用机器。铁路是经济的动脉，矿产是工业的原料，机器生产才能加速工业的近代化。康有为还颇有见地而又形象地阐述了修筑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中国矿藏丰富而不开发，犹如“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造成“自蹙其国”的恶果。因此他们大力提倡要修铁路、开矿产、造机器。有鉴于中国国力疲弊，技术、人才匮乏，他们还相应提出大力鼓励民间集资，重金聘用外国业精艺高的学者、技师帮助开发。康有为说：向民间集股修铁路，可以“不费国币而可得数千万”。胡燏棻尤其反对官办机器工厂，他预言：“中国欲籍官厂制造，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行讲求。”（31）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移民去边远地区垦荒，既可辟地利养贫民，又可藉以充实边防。
    商业要发展应先革除厘金、关税的弊端。当时中国关税与西方各国相反：进口税轻，出口税重利于洋货倾销，有害于土货出口。康有为上书恳请“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32）。光绪采纳了他的建议，提出“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
    国家铸币，可获厚利，又便利商业流通。可是长期以来洋银大量流入中国。康有为主张在各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钱银，收回利权，充裕财源，同时发行纸币，京师设官银行，各省设分行，以便流通。袁世凯也提出“诸新法内，其牟利最巨，收效最速者，莫如铸钱币，设银行，造纸币”（33）。
    驿站是古老的传递公文、信息的形式，早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康有为建议裁驿站，学习西方设立邮局，传递公私信件，既可速通消息，广传见闻，又可每年收入千余万元款项，省却三百万驿站费用，即利国又利民。
    南粮漕运京师，损耗大，开支更大。胡燏棻献策折南漕。即废漕运，改折色，征收银钱在天津等地就近购粮。“国家岁省数百万开销，反多数百万余羡。”
    清末官制太监冗员太多，“徒縻廪禄”，卖官鬻爵，吏治败坏。康有为主张停止捐纳，裁并机构，裁汰冗官。中央机构可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统于礼部；大理寺并于刑部；太仆寺并于兵部；通政司并于都察院。地方只设道、县两级，“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这一改革官制的大胆方案，光绪未能全面接受，只采汰冗员一点，为节省官俸开支而已。
    强兵的新政，采取减兵额、练陆军和复海军三项。当时绿营有兵六十万，多为老弱、战斗力极差，徒然耗费军饷。康、胡建议分五年全裁绿营。光绪帝将其交部议。户部奏请挑留精壮三成，裁汰老弱七成。同时康有为建议按西法训练新军。挑选健锐青年入伍，选派廉明勋望的将领教以识字、看地图、练枪法、阵法；分炮、骑、步三兵种，严加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建议逐步恢复毁于甲午战争的海军，分设北洋、南洋和闽广三支，添置船舰，加强海防。
    设学堂、开民智、育人材，是新政的重要项目之一。胡燏棻提出把大小书院统统改为学堂，印发西学书籍供学员学习。康有为认为教育应普及于民。他说：“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如“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34）
    上述14项利国利民的新政，光绪要求各省“皆应及时举办”。据查到的档案计算，先后有19名督抚大吏回奏，但对14项新政完全表示赞成并筹办的一个人也没有。有的仅就其中一项或几项发表意见，有的同意其中某项新政，有的原则上赞成，有的口头上肯定，实际上否定，有的公开反对。总之，各项新政的反对者，至少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尖锐。
    如额勒精额坚决反对修建铁路。他态度愚顽，言论乖谬，竟以法国各城在普法战争中被占，铁路被毁为依据，断言中国修铁路也将被洋人所据，那时“纵有英雄豪杰之士举义旗而起，无能为矣”。“既如此，又何必劝我兴此四通八达之铁路，而为此揖盗入门之计乎？”并荒唐地认为不修铁路“则中国之民各业基业，而不致失其业”，“泰西之人各界其界，而不敢越其界”，“民教相安，少许多烧杀之祸”，“纲常不紊，乐无穷太平之天”，（35）赤裸裸地反对修路。川湘陕甘督抚口头上说筑路是“极切时务之事”，借口该省“万山丛集，道途险阻”，况“土产无多，商贾稀少”为托词拒执行新政。
    至于开矿设厂，则是半数人赞成，半数人反对。吴大澂以“地脉风水”（36）之说反对开采矿产，又强调采矿必使用机器，恐得不偿失。李秉衡以过去开矿30年“皆股本耗折”的教训，因噎废食反对开矿。
    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虽不少督抚表示赞成，但他们的出发点与康截然不同，根本不是为去商民之害，减少税厘，以利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剔除陋规，杜绝中饱，以增财政收入。德寿提出“以收数之盈绌，定委员之功过”（37）；其他官吏表示要“实力稽征”，“尽征尽解”。如此办理必将是税吏加紧盘剥，商民负累更重。
    铸钞一项赞成者寥寥无几。吴大澂反对铸银元，谭继洵、马丕瑶反对发纸币，他们斥纸币是“以空钞饵天下之银钱，事同诓骗。”（38）
    废驿站、创邮政同样遭到反对。李秉衡说，驿站行之已久，上下相安。如效西法设邮政局，官文和商信混淆，容易滋生流弊。德寿更是留恋驿站的所谓诸多好处--递送公文，迎送过往官吏，运送粮鞘，递解人犯等，担心裁去驿站改设邮政局后会带来不便，担心谕旨、奏章及紧急文件发生泄漏，经费未必能节省等等。
    折南漕一事，其利显而易见，况且东西数省的实践可证明。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督抚加以反对。额勒精额危言耸听地说：“一旦遇有警报，则数百万生灵坐受其困，此万万不可行也。”（39）奉天、四川与两广各大吏又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声明折南漕与本省无关，应毋庸议。
    裁汰冗员一项激起督抚大员强烈反对。奉天、甘肃等省复奏本省“人员本少，无员可裁”。有的陈述“荒远苦塞，薪水仅敷日用”，拒绝裁汰。谭继洵强调湖北各项差使前已再三裁减，今属无可再裁，候补人员“若纷纷咨送回籍，恐于捐务有碍”（40）。
    采用西法练兵，尤其受到指责。谭继洵说：“今议者动以练兵必仿西法，然未可强不同者与之同。”（40）认为西洋兵法可参用者，只有添设工兵和兵分一、二等这两条。杨昌濬声称：“甘省各军剿办内地逆匪，自与海防有别，但令将领得人，原不必学习洋操。”（41）似乎只有与洋人打仗，才需要学洋操。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中毁于一旦，如今要想恢复，督抚们更多畏难。就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著名的洋务派刘坤一也提出一连串的难题：巨款难筹，将才难得，即使恢复也难以制胜敌人。“今南北洋无人堪为水师提镇，即使借款制铁甲等船，徒以资敌。”（42）他的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额勒精额也反对恢复海军，他说：“洋人生于海岛如鱼龙，中国之人生于陆地如虎豹，何不置鱼龙于陆地，而驱虎豹于大海也？”（43）洋人并非都生于海岛，近代中外战争证明，海口一旦失守，“鱼龙”则能深入陆地，“虎豹”之威并未将“鱼龙”置于死地。额勒精额之流的无稽之谈，无非是恐惧洋人的心理反映罢了。
    督抚反对创办学堂是居于担心学生学习西学，将会冲击圣经贤传，抛弃纲常伦纪。如李秉衡所说“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致使“人心之陷溺已不可救”（44）。
    综观上述，可见新政实难推行，每项新政无一项不受非议和抵制。可知守旧势力不但在中央把持中枢，在地方也是盘根错节，结成一道难以冲破的罗网。光绪的圣旨毫无权威，纹丝不能触动督抚的冥顽态度，更不能督责他们认真遵照实行。一道诏书几成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