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出土简帛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
    出土简牍帛书中大量的《日书》说明当时盛行诹日方术，这类书在当时也一定极为流行，而且形式和内容都相差不多，已经在民间演变成一种流于形式的供翻检查证用的实用手册。出土简牍帛书中还有大量的法律文书，其中有许多法律条文和案例。这些条文和案例都是为吏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这类书也就成了供为吏者学习参考的条例手册。《日书》按《汉书·艺文志》分类虽然可以归入“数术”部分，但从《汉书·艺文志》“数术”部分的书名看，类似的书不多，也没有同《日书》内容非常接近者。这与《日书》在出土简牍帛书中出现的频率不太相称。而出土很多的法律类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更是不被胪列。这些都说明《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是更倾向于带有思想内涵的个性著作，那些已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实用手册则不被重视。
    4.出土简帛古籍揭示了数术方技类古籍的史料价值
    出土简牍帛书中大量的数术方技类古籍促使我们对这类古籍的史料价值进行重新的审视。这类古籍在《汉书·艺文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正史著录中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是因为正统观念和主流意识对其排斥的缘故。但这并不影响这类书在民间的传播和流行。今天我们对这类书绝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荒诞视之。这些数术方技类古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使其保留了较多早期的资料和信息。其中尤其是古代医书和古代兵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中国民间的这种数术方技传统有着悠久的来源和长期的延续，早已变成了文化传统中一种无处不在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式。传统宗教中的许多观念和仪式，就是直接来源于早期的方术。例如道教中的许多法术，就是早期方术的传承和借用。数术方技在中国古代应该划归于文化传统中的“小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广泛流行于社会大众中的民间下层文化，有别于“大传统”，即流行于社会精英中的经典上层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不被主流意识所接受，正史经传中也少有记载，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和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出土资料中反映这种“小传统”的数术方技史料的日益增多，学者们充分地认识到，从“小传统”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可能会得出更为真实全面的结论。
    5.出土简帛古籍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新资料和新依据
    在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有许多已经佚失的古籍，这些古籍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书籍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古代学术流派和知识系统的理解。还有许多出土简帛书籍，虽然有今本传世，但是出土的本子常常是早期的形态，没有经过后世的改动和增删，更接近于原貌。这对校读整理今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依据。通过对出土古籍中用字习惯的考察，可以对传世古籍中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分析。传世古籍中一些长久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常在古本出土后，通过对读，而顿时化解。自国学大师王国维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二重证据法”后，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校读古籍就成了学术界流行的方法。可以说“二重证据法”是研究一切古代学问的“不二法门”。近年香港饶宗颐先生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的主张，即将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分开，把古文字资料作为第三重证据强调其重要性。这在今天资料格外丰富的情况下，不失为更为周全的处理办法。用出土的简牍帛书校读整理传世典籍无疑是“二重证据法”的最好实践。自王国维以来，许多国学名家运用这种方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新证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中，王国维用历史学的方法考证文献，陈直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历史，于省吾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文献，都在用出土古文字资料校读传世典籍方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1]当今的李学勤、裘锡圭、李家浩、李零等学者在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文献方面也有很多建树。
    6.出土简帛古籍使我们对古书体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根据出土的简帛古籍来总结古书体例，是当前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古书本身及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状态的了解和认识，修正以往对古书体例上的一些错误观念和看法。例如已出土的简帛古籍常常配有图画，真正是“图文并茂”，十分生动。在帛书上画图很好理解，但在竹简上也经常配有图画，这就是我们以往所不知道的。其实从出土简牍帛书可以知道，许多古书最早都是有图的，就像《山海经》所配之图一样。研究这种“图”、“文”的规律和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历史上对古书体例的研究大都为“纸上谈兵”，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是唯一能探到古书真正奥秘的著作。[2]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对古书体例的概括，与出土古籍大都相合，反映了余先生的高明见识。通过对出土古籍体例的考察，学者总结的“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的性质”、“古书往往分合不定”、“古书多经后人整理”、“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等，是对古书体例的重新归纳。[3]这些归纳将在今后的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中起到指导作用。
    7.出土简帛古籍提供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契机
    历史上的“疑古思潮”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疑古过分，造成了古书的许多冤假错案，出土的许多古籍说明历史上受到怀疑的许多古书其实并不伪。通过对出土古籍的研究表明，古书的形成、流传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许多古书都难以用真伪来进行界定。以往对古书从真伪上进行判断从方法论上说根本就是错误的，所谓真伪的标准也大都不能成立。考古发现表明，“说有易，说无难”。对待古书的态度，应如王国维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就是既不“信古”，也不“疑古”，而是抱着“释古”的态度。[5]研究出土简帛古籍的实践表明，是到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