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新。高等学校是新的学术成果和新的科技成果的重要产生地之一，新的学术 成果、新的科技方法可以及时借鉴和借用到校史编研工作中来，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办学成果的量化研究、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学校结构的系统 研究、运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不同学校间的对比研究，等等。
    新的研究环境与条件、新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新的研究队伍与方法，必然会取得新的 研究成果。近年来校史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有史书、志书、大事记、有编年史、专门 史（如学科史）、人物传记，等等，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校史作为一个新的 史学研究领域，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校史这块肥沃的土地还有 待我们去耕耘和收获。
    此外，从比较的角度分析校史研究，更可以看清楚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与校 史研究交叉较多的史学门类有教育史和地方史志。将校史与教育史做比较可以发现，校 史研究不同于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是指对人类从事教育活动的历史的研究，它所限 定的研究范围是“教育活动”，研究内容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生、沿革与发展 。而校史研究，是指在特定的学校范围内人们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的历史。当然，教育功 能是校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点上它与教育史有交叉和重合。但是，它不仅局限于 教育活动的研究，这又是与教育史研究的区别。
    校史研究也不同于方志史研究。学校不是一级政府，但学校是一个基层的事业管理单 元。尤其是大学，具有完备的组织机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因此，地方史 志办将校史校志的编研列入地方史志的编研内容。认为它是具有行业特点的社会基层事 业管理单位。但是，虽然学校办学地址在某一地区，但不一定属于这一地区管理。尤其 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管理，而且这些大学联系广泛，作用与影响不只局 限于某个地区，而是扩展到国家与世界，又宽泛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因此对 于它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地区史的研究范围。
    无论是教育史研究，还是地方史志研究，校史编研与其相比都有其相同点和差异点， 同时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构成了校史编研的特殊性，即产生了当代史研究的一 个新兴领域--校史。
    校史是否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我们认为校史具备了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其一，研究 对象明确--作为个体的一所学校，即人类活动的一定的社会范畴；其二，研究内容明 确--在该学校这个特定范围内人们从事的各项活动的历史；其三，研究时间明确-- 从该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乃至结束；其四，校史编研适用史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包括通史 、断代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其五，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时 间范围相一致，校史研究的时间重点是在当代，滞后于现实，但又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 ；其六，从内涵上分析，校史的功能也符合现今编史修志提出的：存史、资政、育人的 作用。校史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对完整的独立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3.校史编研是一处新开掘的史学矿藏
    首先，可供编研的资源优越。学校是一个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史料和信息密集的地 方。许多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思想、科技成果，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学校。学校既是社 会的缩影，又集中了社会最精华的部分，为校史的编研提供了丰富的和高质量的信息。
    其次，编史是一种人类资源的储备。校史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有着很高的 资源价值。如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近年编辑出版了校史一、 二卷和资料，并出版了《百年办学丛书》共约260万字，记录了这所百年高校的创立与 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一所高校的校史，可以管中窥豹，生动地了解到中国近代高校教育 百年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再如北京大学出版了几百万字的《北京大学史料》， 揭示了中国第一所综合大学和中国第一个教育管理机构的演进过程。近年来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众多学校，陆续出版了上百部校 史和资料，极其丰富、生动、具体地描绘了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的历史长卷。这无疑为中 华史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再次，校史编研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史志专著，如《山西大学百年校史》、《复旦大 学志》、《华东师范大学大事记》、《西北大学史稿》等。有专门史的研究，包括学校 党史、组织史、学运史等，如厦门大学编写的《永恒的浮标》、北京大学编写的《北大 英烈》、北京师范大学学运史《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等。有专业史的研究，包括 高等工程学校史、高等师范学校史；院系史，如天津大学机械系史、建筑系史等；学科 史，如物理学科史、化学学科史等。有专题史的研究，如潘懋元先生“福建船政学堂的 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司国安先生“十七年学校领导体制的回顾与反思”、李玉 文先生“山西大学堂史考”、凌安谷先生“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等。有学校教育思 想与人物的研究，如“孙中山创立国立广东大学的功绩”、“夏坚白与同济大学”、“ 杨秀峰师范教育思想初探”等等。还有学校科研史的研究，校友名录、校友名典等等， 以及对于校史编研的史论、史评，如“校史研究功能初析”、“校史资源的德育功能” 等等，并出版了校史编研论文集《学府史论》。由于校史编研选题层次较高，成果水平 较高，有些被列入国家和省市的“九五”、“十五”的社会科学或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有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或省市级学术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