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53页，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
    其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翁氏“答康长素，未见”是事实，这次翁同龢前往宣武门外粤东会馆看望康有为，适康氏外出未归。待康氏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前往翁宅回拜。因此，说“未见”并不全面。按理，日记在“未见”之后应有一段康氏回拜的文字，但是没有，很显然这一段日记被删去了。
    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翁氏与康氏相见往来，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令翁同龢“索康有为所进书”，中间相隔四年。在这四年中，翁康往来当然不止一次。对于这一点，光绪帝当然亦有所闻，否则光绪帝不会要他“索康有为所进书”。光绪帝的这段佳谕，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翁同龢删改了他与康氏往来的文字。翁同龢说他不与康氏往来，其理由是康氏“居心叵测”，“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这一理由也不能成立。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三册第43页），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时写道：“看康长素祖始，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四年前已对康氏学术思想见解产生怀疑和异议，为什么要到四年后看了《孔子改制考》才说“不与往来”，并说康氏“居心叵测”呢？这些除了说明翁康在变法见解上有异同外，也告诉我们此中的日记文字已经过篡改了。
    翁同龢矢口否认他的荐康之举：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100页写道：“新闻报等本皆荒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这段文字，笔者认为未被篡改，但所写内容是假的，即历史事实被他有意篡改了。康氏是变法的当事人，别人举荐他，这点他不会乱说的。况且他当时已逃离虎口，到了香港，又有英国人保护，讲话毋须“顾忌”。所以，说自己是翁氏举荐的不是假话。他后来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流亡瑞典时悼念翁氏长诗中所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事实。此外，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说康师是由翁氏举荐。康梁关系极深，梁氏与另一支持变法的大臣李端棻（信臣）是亲戚，而李氏又是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的门生，平日与翁同龢时有往来，对维新运动内幕知之甚多。因此，梁氏之说也完全可信。其实，翁氏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有关康氏的活动行踪，如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四册第38页，四月十二日，有“康祖治亦中矣”（指康有为考中进士）。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115页，有“高燮曾御史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核酌办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34页，有“总署代康有为条陈折（变法）一件，片一件：岁科试改去八股，并书三部：《日本变政记》、《各国振兴记》、《泰西新史揽要》。”同一年日记，第41页，有“潘庆澜封奏四条，三片，内一参康有为保国会。存。”类似的记载还有，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翁氏对康有为无好感，没有举荐过，他不会如此关心康氏。
    日记有些内容记载，明显作了改篡。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总理衙门大臣向康有为问话，戊戌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2页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灯后愤甚虑甚。”“狂甚。……虑甚”均是改篡的痕迹。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回答大臣问话，是奉旨行事，讲的全是变法内容，听的大臣亦非翁氏一人，翁氏为什么对康有为如此“愤甚”？难以理喻。翁氏如此改篡日记，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避祸。他本人当时已是革职永不叙用，编管在籍，而康氏是朝廷通缉的钦犯。若在日记中保留有关荐康，及与康氏往来的文字记载无疑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当时不独翁氏，即使与康梁维新派活动并无多大关系的官僚也都将自己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的文字加以删去。《王文韶日记》整理出版时，独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日记，绝非偶然，据说王氏在生前已将是年日记销毁了。当然，翁氏日记中有些涉及康氏与其他维新派的文字，笔者认为并未篡改，完全符合当时的史实。如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96页中，有记载他从江西匆匆回常，途经上海时，与惮华耘讲的一段话：“晤谈，得京师近日情形之详。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心悸头眩几至投地。”对于康有为等“设谋以图太后，实为翁所逆料”，翁同龢称此举为“鼠辈谋逆”，显然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至于说“贻无穷之祸”，确又是一句比较含蓄不尽的话。既是对国家、民族将再遭不幸的担忧，又是对光绪帝安危和自己祸福不测的恐惧心理的反映。
    总之，翁同龢日记虽有删削改篡之处，但对照《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续文献通考》等官方档案记载，日记所记内容大致不谬。该日记不失为一部重要史料集，与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同为近代中国三大著名日记，对研究晚清社会和翁氏本人乃至整个翁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思想活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