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了？一直是科技史界学术上关注并研究的制高点，或谓“李约瑟难题”。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在朝气蓬勃的发展之中还是逐渐落后，显然受系统内部和外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谁也无法忽视，即凡对科学技术缺乏兴趣的民族，要指望科学技术始终保持良好的持续发展势头而不落伍，则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考察科技史必须注意的问题。那么，明清之际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是缺乏警觉呢？是不是在追踪其发展潮流呢？假如并非缺乏警觉，也未停止跟踪，那就应该寻找导致中国科技逐渐落后的其它因素。本文就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提要》），来研究讨论清初政府官方对世界（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
    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所收有关西方传教士学术著作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它是对乾隆37年（1772）开始、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所作的内容简介与简评之汇编。《四库全书》完稿于乾隆46年（1781），并呈乾隆皇帝钦定，后又有续补抽还，几经增删，约乾隆55年（1790）殿本刊成。《提要》则介绍作者生平，内容大旨、著述源流，考辨本书得失利弊等。
    《提要》在“卷首”刊载了乾隆皇帝有关编辑《四库全书》的圣谕，可以了解乾隆对编辑此套丛书的思想、目的和态度，一是要宣传“文治之盛”，乾隆39年5月10日圣谕说：“自应于《提要》之外， 另刊《简明书目》一编……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二是编辑《四库全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抢救文献，扩充馆藏，而只为了“广为流传”、“嘉惠艺林，启牖（you）后学，公天下之好”。如乾隆38年5月17日圣谕，提出四库全书入选要求是：“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着，寿之梨枣，以广流传。”就是说，要选经久耐用的梨枣木为这些“有益于世道之心”的书制版，以便能永久印刷。乾隆41年6月1日圣谕说：“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同年11月17日圣谕又“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为流传。”乾隆46年2 月15日圣谕说：“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三是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对《提要》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钦定，而是亲自“裁定”。如乾隆38年3月11 日圣谕要求各省“购求呈送之书”，应选择那些“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俟朕裁定，汇付剞厥（ji jue，雕版、刻书）。”乾隆39年5月10 日圣谕说：凡各省及藏书家奏进的“精醇之书”，“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通过以上事实说明，《提要》中关于所收之书的评价，完全可以代表清政府官方甚至皇帝对该书及其功过是非的态度。
    《四库全书》未收入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因此《提要》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评。共涉及乾隆以前17 人， 学术著作29部。（见表1）其中明末来中国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 邓玉函、熊三拔、艾儒略、阳玛诺、毕方济、金尼阁、溥讯际、高一志、龙华民等11人，由明入清有汤若望、安文思、利类思等3人， 清初来中国者有南怀仁、罗雅谷、穆尼阁等3人。这些著作按内容，大致可分为6类：（1）天文历算类，（2）机械类，（3）农业水利类，（4）地理类，（5）文化语言类，（6）宗教（天主教）类等。
    表1 《提要》中有关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姓名及其著作
    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四库全书》收入的西方传教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是科技著作和有价值的文化语言类著作，目的是为我所资，裨益民生。《提要》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基本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从中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所关注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步伐。
    （1）对西方民族及有关宣传西方科学的传教士的认识与客观评价
    《寰有诠》（溥讯际撰）的《提要》明确指出：“欧逻巴（即欧洲）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推算之密”应指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工匠制作之巧”应指技术应用研究方面，承认欧洲科学技术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实际也承认了欧洲科学技术已超过当时的中国。
    《乾坤体义》之《提要》评价利玛窦说：“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肯定了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点出其中文水平很高，称赞《乾坤体义》“可谓词简而意赅”。《几何论约》（七卷，清杜知耕撰）的《提要》评价欧几里得时说：“欧几里得以绝世之艺，传其国递授之秘法。”盛赞欧洲先贤有“绝世之艺”。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13年成书的《明史》，在其《外国传·意大里亚》中说：传教士“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诸人。”认为那些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教士，大都是“聪明特达之士”，他们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也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崇尚和赞赏。
    （2）对西方天文历算的客观评价
    《乾坤体义》共二卷，利玛窦著。《提要》说：其上卷谈天象及地球寒暖五带，“以日、月、地影定日薄，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赞赏所论“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谈算数，涉及边线、面积、平圆、椭圆等，称赞所论“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zhi）无多，而其言皆有验诸实测， 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意赅者。是《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又说“当明季历法乖舛（chuan）之余， 郑世子……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明清之际，利玛窦对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比较，新法之精密，逐渐被国人所承认，并为我所用，至清初已吸收深化。对此，《提要》在《历体略》（三卷，明王英明撰）的评价中亦说：《历体略》“所讲皆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吻合。盖是时徐光启《新法算书》虽尚未出，而利玛窦先至中国，业有传其说者，故（王）英明阴用之耳。所论皆天文之梗概，不及后来梅文鼎、薛凤祚诸人兼备测量推步之法。”
    《表度说》一卷，熊三拔著。本书介绍测日影以知时刻节气的“捷法”，即使用三角数学知识来运算求解。《提要》高度评价说：要知道时刻节气，如果不学习三角之算术，不了解天地运行，“则不能得确准。”又说：“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间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骤间而骇之者甚众”，说明明末西方科学技术一经传入中国，便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天文略》（一卷，阳玛诺撰）介绍了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漾、朦影留光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提要》评价说：“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与熊三拔所著《表度说》次第相承，浅深相系，盖互为表里之书。”说明《天文略》也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科学著作。
    《简平仪说》一卷，熊三拔著，参考于利玛窦，卷首有徐光启序。本书介绍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及使用方法。“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仪器分上下两盘。下为天盘，“上设两耳表，以测日影”；上为地盘，中心“系坠线以视度分”。《提要》评价其意义说：“弧三角以量代数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西法算书》一百卷，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及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所修西洋新历也”。《提要》说：“万历中，大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先后至京，俱精究历法。”崇祯2年， 由于推测日食不验，故奏请重新修历。此历“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可惜“其时牵制于廷臣之门户，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提要》对“新法之密”表示肯定，同时褒扬清廷采用“西洋新历”是“圣代龙兴，乃因其帙”、“圣祖仁皇帝（康熙）天禀聪明，乾坤合契”。说明清初官方并不排斥西方科技知识，而是持引进、吸收、消化的态度，故能“推阐微茫，穷究正变……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非（徐）光启等所能企及”。《御定历象考成》中有类似的评价，其《提要》说：“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遂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坚守门户，（明大统历）讫未尝用也。”可见，清初与明末“朝议坚守门户”政策不一样，对西方科技思想则实行门户开放。
    《几何原本》六卷，“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提要》说：“据利玛窦序云：（此书）中古闻士。其原书十三卷，五百余题，（利）玛窦之师丁氏为之集解。又续补二卷于后，共为十五卷，今止六卷者……”继而评价说：“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赞扬几何运算“自始至终，毫无疵类”，是对数理逻辑推理及思维方法的充分肯定。“弁冕西术”是说中国人完全可以冠盖囊括西方科学，移植吸收，赶上和超过西洋人。《测量法义》（徐光启撰）一书的《提要》亦肯定了《几何原本》的科学思想地位，它说：“欧逻巴之学，其先有欧几里得者，按三角方圆，推明各数之理……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习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此西学之条约也。光启既与利玛窦译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并欲用是书者依其条约，故作此（指《测量法义》）以设例焉……可以知其著书之义矣。”徐光启看重《几何原本》，倡导学习西方算学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人掌握西方人的运算方法和思维推理方法。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之书也”。即李之藻对利玛窦的著作进行了演绎和发明。《提要》说：此书目的是“以西术论《九章》”。又说：“盖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是书欲以西法易《九章》，故较量长短，俱有增补。”说明《提要》一方面主张积极吸收西方科技的长处，另一方面强调不忘自己的长处，认为中国人只要集腋成裘、博采中西之长，就可以有所“增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提要》还反映了西学在清初对中国的影响。《天步真原》是薛凤祚据穆尼阁传授而译，《提要》说：此书“专推日月交食，中间绘弧三角图三……（薛）凤祚译是书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辗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畅。梅文鼎尝订证其书，称其法与崇祯新法历书有同有异。……然其书在未修《数理精蕴》之前，录而存之，犹可以见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之渐也。”《御定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的《提要》说：“……他若对数表以假数求真数，比例规解以量代算，皆西法之迥异于中法者。咸为疏通证明，绘图立表，粲然必备。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也。”《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奉敕撰）的《提要》说：“自康熙中，西洋葛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即有钟摆的一种时钟）以定时，千里镜（即望远镜）以测远，以发第谷未尽之义。”《九章录要》（屠文漪撰）的《提要》说：杜知耕《数学钥》“参以西法，每于设问之下，附著其理。”《中星谱》（一卷，胡禀撰）的《提要》说：胡禀“博览群书，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食，星辰躔度，推测毫发无遗。在长安与监中西洋专家反复辩论，群皆叹服。”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虚心学习西方科技，而且还为天文台引进西洋仪器、“西洋专家”，努力钻研天文历算，多有创新发明，“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中国专家并不比西洋专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