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客观评价
    重要著作有《奇器图说》，西洋人邓玉函撰。此书系王徵任扬州府推官时，“尝询西洋奇器之法于（邓）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徵译为是书。”介绍了西方“力艺之学”，即如何运用力的科学，目的是“以小力运大（物）”。《提要》评价西方机械学成就时指出：“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全书共三卷，先论机械原理“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再论诸器之图，其中起重11图，引重4图， 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 图，水铳4图，“图皆有说，而以农器水法尤为详备。 ”王徵通过虚心学习西方机械理论与制造之法，还自著《诸器图说》一卷，《提要》点评说：“亦具有思致云。”全书共11图，图有各论，附有铭赞。《提要》肯定了王徵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事迹，对当时西方技术发展已取得“甲于古今”的领先地位以十分恰当的认识。对西方生产机械发出“其法至便”、“其用至溥”的由衷赞叹，主张“自宜节取”、“裨益民生”，其态度也是正确的。
    （4）对西方农业水利科学的客观评价
    《泰西水法》是熊三拔1612年所著的介绍西方水利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6卷。《提要》赞扬说：“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 视他器之徙矜（jin）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必资也。 ”内容包括龙尾车，挈（qie）江河之水（第一卷）；玉衡车、专筒车、 恒升车、双升车，挈井泉之水（第二卷）；修水库之法（第三卷）；寻找地下水即“寻泉作井”之法（第四卷）；水性问答（第五卷）；诸器图说（第六卷）等。此外，《提要》指出，熊三拔还“别有备论”、“尚有全书”，内容包括“测量水地，度地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或于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圮（pi）坏”；“或于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于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等，可惜此书“今未见之也”。
    《农政全书》是明末一部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徐光启著，共60卷。书中有9卷谈水利，其中6卷介绍“泰西水法”，占很大的比重。此书的《提要》说：“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固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于此书亦略见一斑矣。”可见，我国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西方“捷巧之术”及“天文历算火器”科学，并“尽其术”，善于洋为中用，吸收创新，就被赞誉为“负经济才、有志用世”。
    （5）对西方地理科学的客观评价及失误
    《职方外纪》五卷，艾儒略撰。《职方外纪》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实为六大洲，因把北美和南美合为一洲，故为五洲），有总说也有各论。《提要》说：“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提要》承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说明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即对“自古舆图所不载”的“绝域风土”，有了一定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在雍正年间成书的《明史》之《天文》、《外国》、《地理》等志中，已基本被吸收或采纳。
    《坤舆图说》二卷，南怀仁撰。（《别本坤舆外纪》一卷，为《坤舆图说》的节本）该书的《提要》说：“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洲，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遗憾的是，《提要》将西方的地理人文，肤浅地与中国古代某些古籍比附，失去了认识西方的价值。说什么“疑其（传教士）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这种认识流露出缺乏刻意弄清事实、深入研究的积极态度，故轻描淡写地说：“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故亦无不可也。”对来自西方的重要信息，仅仅归之为供人消遣的“存广异闻”一类，暴露出一定的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心态。《别本坤舆外纪》的《提要》说：这种节本来自“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看来明末非官方作坊刻印的世界地理著作，民间也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市场。
    《西方要纪》一卷，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该书的《提要》说：“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西方传教士“夸大其教”，理当不予理睬。可是，传教士介绍“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未必都是“粉饰失实”，遗憾的是对此未能重视，表明思想上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缺少警觉，有一定的麻痹性，妨碍了国人进一步全面了解西方和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对西方“海程远近”不感兴趣，说明无意走出国门，透露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和学习西方缺乏主动性。
    （6）对西方文化语言的评价及失误
    《西学凡》是艾儒略介绍西方教育体制的一部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启迪作用的著作。艾儒略在他的《职方外纪》一书中也涉及了西方高等教育问题，可惜《提要》对此书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是《提要》指出《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共分6科，即文科、理科、 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此认识是正确的；二是认为西方文科即相当中国“小学”，理科则相当中国“大学”，把医科、法科、教科当作“事业”，其认识是错误的，因而延误了我国兴办新式教育的时机；三是将西方教育致力于“格物穷理为本”、“明体达用为功”的思想，认为“与儒学次序略似”，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混淆而谈，显然有误。故进一步得出错误认识，以为西方学问“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也。”明清之际，中国理论科学发展缓慢，正是对物理（自然）现象缺少“穷之理”即以“格物穷理为本”的精神。
    《西儒耳目资》是金尼阁为西方人编的学汉语用的工具书，方法是用声母和韵母为汉语注音。因大多内容已佚，“无卷数”、“已非完书，存其目焉。”《提要》评价此书是“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认识正确。但又说：“欧逻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此认识有较大的失误，一是轻视“声音之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其实为汉语用字母拼音之始。也是中国人学习外语所必需；二是低估了西方治学崇尚“刻意研求”、“好语精微”的精神，不利于深化学术和科学研究。
    《交友论》是利玛窦在南昌时，与建安王“论友道”而专著此书。利玛窦凭借他所能忆及的欧洲哲学家、圣贤、著名作家的学术思想，汇集了76句格言，正文后附上他自己创造的汉语拉丁化方案和一篇序言。此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为传抄并流传。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说：“这篇论文却为我们赢得了文人、热爱才智和美德的儒士的美誉，因而一切人加以阅读、接受，莫不热烈赞叹。”《提要》转引《郁冈斋笔尘》之作者的评语说：“有味哉！其言也。”
    三、对西方宗教的科学批判及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教士将宗教与科学混为一谈，大多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如阳玛诺在《天文略》自序中力图将天主教披上科学的外衣，《提要》便给予严厉批判。《提要》说：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明确将所谓天主与天堂等宗教理论视为“邪说”、“荒诞售欺之说”。
    明清之际，若单单评价宗教，一般认为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并无独特的优越性，甚至还有剽窃之嫌。《二十五言》（利玛窦撰）的《提要》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穷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畸人十篇》是利玛窦以问答形式谈天主教理论的著作。《提要》对其评价说：“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duo，拾取）取释氏生死无常、 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天主实义》（利玛窦撰）的《提要》说其内容是“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论人魂不灭”、“解释意不可灭”、“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等。《提要》评价它“纯涉支离荒诞”，显然认识是正确的。又说：“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源）则一耳。”有鉴于此，故认为天主教与佛教有类似之处。
    《辨学遗牍》一卷，利玛窦撰。此书是利玛窦与和尚虞淳熙的辩论集。起因与虞淳熙主张佛教而“攻击天主之说”。《提要》评价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即打比喻），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也。”《提要》对两大宗教之间的辩论，其评价是基本科学的，“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天主教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同样荒谬，实为一丘之貉，却五十步笑一百步。
    《七克》（庞迪我撰）的《提要》指出：西教教人“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即认为西方宗教理论是“悠谬荒唐之说”、“纯涉支离荒诞”，但其具体的某些“词说”有可取之处。如《七克》教人以伏傲、平妒、解贪、熄忿、塞饕、坊淫、策怠等，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也有一定的整合意义。
    《灵言蠡勺》是毕方济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明代天主教之所以盛行，与学术上陷入所谓“心学”之唯心主义研究旋涡有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此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提要》认为天主教能够进入中国的原因是：“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xia，狡猾而聪明），因摭（zhi，拾取）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持论之巧也。”
    《寰有铨》是溥讯际所撰的有关天主教义之书，《提要》指出，其成书于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寰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今考其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穷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利玛窦神父传》亦承认，耶稣教为了归化中国信徒，确实不得不采取许多中国化的形式，“其所言兼剽三教（儒、释、道）之理”，并非事出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