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学理论和各个专门史研究。面临着建国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有力挑战。虽然我们已经走出了理论凝固化，思维单一化和研究片面化的迷宫，但业已做的工作远非尽善尽美，于是，困惑和自信，迷惘与清醒，躁动不宁同冷静审视等等矛盾又十分自然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新时期历史研究的基本风貌。上述矛盾，来自于对既往的深沉反思，也透析出对于史学未来的乐观向往。这一切，给人们一种相当强烈的预感：中国的历史学正处在一个跨入世界史坛的新的起点上，即在真正科学意义的基础上与国际史学的交流。
    然而，我们以怎样的姿态步入世界史坛，以何种样式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历史学研究，是一元化的、统一的历史整体，抑或多元化的、纷灿迥异的史学群体，这是值得深思的。无疑，这个问题还蕴含着更重要的意义，即中国的历史学的内在进步动因是什么？
    诚然，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或史学功用的多层次结构，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引致史学的发展。然而，历史学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内部与外部有机联系的整体，局部因素的调整所产生的效应不能不是有限的。史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则在于以史学观念和思维样式为理论基础，以研究方法为具体的分析手段，以研究目的和取向为最终归宿的全面协调的嬗变。作为嬗变的动因和支撑点，则是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的涌现。
    毋宁说，一种学术流派从理论构建到研究方法上都集中而明晰地展露出这个学派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思维特质，它对于异质学派文化价值内容的吸收，也决不是断然排斥或飘忽不定，而有其既定的目的和取向，从而把它所希求的外来因素融为自身的因素。同时，它也从与之对应的学派的辩驳诘难中增强了自身活力。库恩曾总结了科学发展的一般模式，亦以四段论的形式加以表述：1、 原始科学--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鸣，提出批评和疑难。2、常规科学--因为出现了显著的科学成就， 形成了解决问题的传统。3、革命的科学--固定化的常规科学时过境迁，无力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因而产生“革命”，学派之间进行批评和讨论。4、新的常规科学--经过争鸣，选择了解决问题的新范式①。按照库恩的研究，古科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期，学派之间的讨论与争鸣，导致了科学自身的不断进步。事实上，库恩仍然过于谨慎，从科学研究范例看，即使在他所谓“常规科学”阶段，学派之间的讨论也仍然是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原因。
    这并非臆构之想。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确证了这一点。
    学派林立，异说并出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政治思想的空前活跃时期，尤值今日史家注意的是，这些学派相互诘辨，对历史学的繁荣也起了重大影响。例如，在激烈的讨论中，天主宰一切的天命观产生了动摇，墨子指出：“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三贤可立者，置立之以为三公。”②韩非子认为，社会政治的改革、伦理道德的变迁，都是由人口数量的众寡和生活资料的多少决定的③。邹衍则用类推逻辑把时间和空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统一体加以系统解释④。这一切，对当时史学著作如《铎氏微》、《虞氏春秋》、《世本》等的编纂，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切，也肇始着两汉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以及班固等一代史学大师的出现将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纷耘并出，为西方历史学注入了活力。诸如，计量史学流派使史学研究趋向精确；心态史学流派促使研究者探索人们的各种动机；口碑史学流派有助于史料的搜集与整合，并使得公众参与历史写作，提高历史学的教育功能；社会史学流派导致史学研究的多样化发展；结构史学流派则注重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变化性和自动调节性，反对把整体视为各个部分的简单的总和，等等。它们即相互驳斥，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西方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相反，学派定于一尊，正常的学术讨论不能展开，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被窒息。中世纪欧洲，史学深陷“神学启示”的包围之中，神学院的史学占据主导地位，使历史研究不折不扣地成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在这里，没有学派的讨论和争鸣，《圣经》成了判定是非的唯一依据。因而，“轻信、无知、混乱、超越了一切限度”⑤；因而，史学成了一片令人惊愕的荒漠。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谬误，的确不应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