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当指出，学派纷争的合理性，有其认识论上的哲学基础。从哲学的认识角度看，学术研究是由主体（研究群体）和客体（研究对象）两极构成的，人作为研究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具有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首先是由时代性决定的，每一阶段、每一时代的研究群体都是具有不同于以前和以后的种种内容，亦具体表现为感受、价值体系和研究取向的差异。正如歌德所说：“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以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⑥。这正是许多学派的出现序列与时代密切关联的根本原因。其次，主客体关系中独立而完整的主体，必然因其自身的规定性而形成它所特有的个性化的价值坐标系统，因为人们对于世界的映象和认识是千姿百态的。马克思以同属花种的玫瑰花和紫罗兰为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这种差异的合理性：“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⑦
    我国历史科学是人类科学与智慧的重要分支，它的发展也应毫无例外地遵循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⑧。单一的学派，则阻滞争鸣与讨论。很难设想，在一种史学流派的一统天下中，历史学能有长足进展。这一状况恰如“百川归海”和“独流注泽”的区别：没有众多潺动的波流万水同向地奔向大海，也就不可能汇合成浩翰无垠、宽阔博大的海洋。而孤独独的一条溪流，充其量也不过只能造成一汪曲泽，且存在着干涸的危险。
    我不同意把建国最初十几年出现的“百家争鸣”说成是“学派争鸣”，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这一问题。我只是想强调，在当时那种总的时代精神禁锢下，在一条道路的匡定下，历史研究目的、方法、理论、语言是大同小异的，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失误”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一切都和学派争鸣格格不入。正是此点使得不同史学流派在中国的出现尤为必要，尤为重要。
    一种史学流派的产生有若干最低限度标志：第一，卓有成效的史学科研群体；第二，多部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往往能够给人们以重大影响或启迪；第三，显示其独特性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第四，在研究取向上有自己的侧重；第五，在学派进一步发展后，出现代表学派风格的学术刊物。
    学派产生和发展，还须依赖于必不可少的外部与内部条件。
    外部条件：宽松和谐的学术气氛。很难设想，在一个封闭排异的社会气候中，学派可以自由地发展，充分地争鸣，无所顾忌地辩诘驳难。这里，不妨以美国史学流派为例略作说明。本世纪50年代之后，心志史学在美国盛行一时，至今未衰。在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臆测成份过大、考虑欠妥的著作，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俄狄浦斯情佶”是革命者理想与力量的唯一束缚⑨。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批评者都没有以这些局部失误概括整个心志史学流派，从而恨鸟及屋地把这个流派的理论与方法斥为“伪科学”。惟其如此，许多心志史学流派的研究者认真地思考失误，并进而增强了自己创新的勇气与信心。马兹利希的话代表了这个学派的自我省察：“现在已是心志史学家记取教训，走出幼儿园之时了。然而，正如一句箴言所称：‘除了害怕本身，我们没有什么好怕。’”⑩
    我们已经赢得并将继续赢得思想与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但要彻底清除研究工作中僵化教条因素的影响殊非易事。无庸讳言，这些影响至今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如唯上、唯资历、对于新事物的苛责等。有时，旧的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还对我们有一定束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史学理论落后于时代的状况。须知，宽容乃是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这就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11），早在300 多年前英国学者弥尔顿就指出：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当代中国史学界有理由以更加恢宏的气度提供宽容的研究场景。
    1、对于不同学派的宽容建立在相互批评与争鸣的基础上，尖锐的批评、 顽强的反批评或理直气壮的辩护，都是必要的讨论形式。然而，这种批评该当是争鸣的双方（或三方、四方）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的富有智慧和理性的对话。
    2、面对不断变化、多姿多彩的社会现实， 应当抛却传统的评判标准和其他一些不合适、不恰当的价值模式。舍此，难免不走入片面、僵化和贴标签的流弊之中；难免不扼止史学流派的个性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