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庵先生博学广识，著述丰硕，论据精湛，无论鸿篇巨制或短幅片羽，皆足为后学典范，其治学领域之广袤与学术见解之深邃更令人敬佩。本文仅就先生在元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谈谈个人的感受和体会。
    一
    1934年，我考进北京大学史学系。因为出身于回族家庭，我想研究回族史（当时称回教史），陈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便成为我的启蒙文献。在这篇论文中，陈先生首先指出中、回（即阿拉伯）历法不同的问题。过去，由于不了解阿拉伯历法的特点，许多学者或把回历十月一日计斋节作为岁首，或把隋开皇十九年作为回历纪元元年，把隋开皇中作为回教传入中国之始，使回教入中问题一开始使陷于误区。经陈先生这一指点，这一迷雾澄清了。
    陕西西安清真寺有题为唐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所撰的碑，一些人把它作为重要历史文物。陈先生据碑文语义及谟罕默德译名，断为明代所作，这又为中国回教史解决了一个疑案。
    陈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对自唐至清回教在中国情况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叙述，基本上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为研究中国回教史描绘了一个蓝图，指明了方向，对我这一初学者更是入门的向导。虽然以我当时幼稚的学识，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文中丰富的内涵，但最低也给我一个印象，即中国回教史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修养。这对我以后学习元史为研究中国回教史打基础的做法也很有关系。
    陈先生在讲此题目开篇（时在1927年3月5日）时即说，20年前（当在1907年）他即有意编纂中国回教志，并列出了总目十项和附目四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其宏愿，但他列的总目和附目的构想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而他附目中的《中回历对照年表》则早在1925年以《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部工具书的形式完成，为中、西、回三种历法的换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学者至今仍受其赐。
    陈先生在本文结篇时还指出，“引书不检原本”和“任意改窜古本”为回教作者之通病。这使我这个初学历史的人，也学到一点基本的治史方法。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是我入大学后认真读的第一篇论文，也使我开始知道陈先生的大名。只是由于我当时的年轻幼稚，又无人指导，不知道求益良师的重要，竟未能当面向陈先生求教。至今想来，深以为憾。
    二
    1938年，我在云南毕业后，作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院外研究生，开始学习元史，主要是想研究元代回回人的历史。除细读《元史》外，陈先生的《元也里可温教考》是我反复学习的一部主要论著。不仅因为本书是当时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基督教的一部资料完备、条理清晰、论证明确的力作，而且由于其中也连带提及了答失蛮（伊斯兰教士）在元代的情况，所引资料对研究元代回教史也极有用，在抗战时期书籍难求的情况下，这部著作的资料很便于我转用。在一年的时间内，我学习陈先生的写法，写出四万多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一文，不仅引用了陈先生文中的一些资料，在篇目体例上也模仿该文或受该文的启发。如：“元代回回人与伊斯兰教、回回人之东来、回回人之散布、回回人所受之待遇”（上卷）以及“回回仕宦、回回商贾、回回教士、回回天文、回回医学、回回砲手、回回文字”（下卷）及附录等。
    由于我初学元史，加之战时昆明书籍短缺，又限于时间，我这篇习作自然很浅陋，学步效颦之作，难登大雅之堂。我提这一往事，只在说明，陈先生是我学元史和回族史的指路人，虽然我未得为先生门徒，只是私淑先生而已。
    陈先生收集也里可温的资料时，充分利用了旧《元史》特别是《元史·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因而为《元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清代学者以《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陋或荒芜，多所改编，如《元史类编》等，但其中有关也里可温等资料反不及《元史》之详赡。陈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元史》修于草率之间，悉本诸《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之故。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这就为《元史》所遭的非议平了反。陈先生从利用《元史》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一论断非常中肯，笔者也深有同感。如《元史·成宗纪三》大德六年九月丁未有“罗里等扰民，宜依例决遣置屯田所”，《刑法志四》有“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之”，《顺帝纪四》至正三年六月有“回回刺里五百余人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等记载，《新元史》全部删削，《蒙兀儿史记》只载最后一条。其实，罗里或刺里为吉普（卜）赛人最早称呼，由此三条记载，可见吉普赛人在元代已到中国，这一重要信息却为改编者们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