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元朝秘史》（简称《元秘史》）是一部用早期蒙古语文写的关于蒙古先世和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历史和传说，明朝初年译成汉文。其翻译方法很特殊：正文是用汉字转写的蒙古字音，其旁每字注汉文译本，在一节后（共282节）附汉文总译。读者不仅可以学到蒙古历史，也可以认识十三世纪前半叶的蒙古语文，是一部了解蒙古早期历史和语言的重要文献。在陈先生之前，一些元史学者都看过和利用过这本书，但经过陈先生披览之后，却发现前人忽略的一个现象。他发现，在《秘史》中，汉字转写的蒙古字，不仅单纯标音，而且尽量用音义相近之字。如腾汲思为水名，即用汲字；不峏罕为山名，即于而字旁加山字；骟马名答驿儿，名孛骡，皆加马字。他作了周密的统计，总结出一套译写规律，即《元秘史》中，译山之字从山、从石或从土，水之字从水，口之字从口、从言、从食或从齿，目之字从目，门之字从门，鸟、鼠、虫、马、羊之字各从鸟（或翼）、鼠、虫、马、羊等。至于蒙古语过去动词语尾（汉字义译“了”），另一蒙汉对照书《华夷译语》音译为“八、伯、巴”或“别”，《元秘史》则音译为“罢”或“毕”，因二字皆有“完了”之意。这种谐音与会意兼备的译法，在《华夷译语》中还是个别现象，在《元秘史》中则普遍应用了。这种音义兼备的译法，是汉字的特点和优点，可能由《元秘史》开其端而由陈先生首先揭示其奥秘。前人读《秘史》，或习而不察，或不以为异，或熟视无睹，只有等到陈先生，才以敏锐的眼光，精细的心思，辛勤的劳作，发现并总结其中的规律。
    知道和运用这一规律，对识别和记忆蒙古语言大有帮助。如“说”译为“呜诂列论”，既有口，又有言；“共说”译为“呜诂列都论”，标以“都”字，则“共”义即在其中。陈先生就此译法说：“在口则为呜，呜之不足，又译以诂，又译一论。即此一点，可见译者用心。”而此“译者用心”，直到陈先生才剖析出来，可谓发前人未发之覆了。
    此外，陈先生又详细地考查了《元秘史》的各种版本，找出诸本的源流关系，并提出《元秘史》之译在《华夷译法》后，但其中语言则在《华夷译语》前。皆信而有据，已成定论。
    陈先生这本书名为《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于1934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雕板印行。该院、所在其时为我国最高等学术机构，雕板又极费财力，就此一点，亦足见此书之受重视了。
    六
    除上举几部名著外，陈先生还发表了几篇篇幅较短但颇有份量的元史论文。如关于蒙古初期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生卒年代，《元文类·耶律楚材神道碑》作金明昌元年（1190）生，癸卯（乃马真二年，1243）卒，年五十五，《元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王》与《神道碑》同。《元史·耶律楚材传》则言其为甲辰（1244）卒，年五十五，《元史·太宗纪》同。王国维作《耶律文正公年谱》采《元史》说，因从明昌元年（1190）至乃马真三年（1244）恰为五十五岁。此说至今仍为辞书及传记作者奉为定论。陈先生则对此说提出质疑。首先，他以楚材子耶律铸之生年证其卒年。他考订”耶律铸生于辛巳（1221），而《元史·耶律楚材传》说楚材死时铸年二十三，由辛巳（一岁）下推二十三岁时，正为癸卯（1243）。其次，他以楚材父耶律履之卒年证其生年。耶律履卒于明昌二年（1191），其时楚材三岁（《神道碑》称其“生三岁而孤”），则其生年应在明昌元年前一年，即大定二十九年己酉（1189）。陈先生据此作《耶律楚材之生卒年》，不同意《元史》和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把耶律楚材的生卒年各提前一年。姑不论两位史学大师考订的是非，我觉得陈先生的用第一代和第三代人的生卒年考证第二代人生卒年的方法非常巧妙，像数学家的求证一样令人惊佩（附注）。
    关于元人生卒年代考证的文章，陈先生还有《李志常之卒年》、《黄东发之卒年》、《萨都刺的疑年》等。或确定年代，或补前人阙疑，或驳前人之误而不轻下结论，或采纳友人意见改正旧说，皆有根有据，实事求是。
    陈先生的《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也很有意思。耶律楚材信仰佛教，排斥道教，他的儿子耶律铸却喜欢道教，常和道士来往，这一点过去没人注意，陈先生把这事揭示出来，作为“研究宗教思想史者一有趣问题”，这已经是独具慧眼的发现。陈先生由此更进一步推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之所以流传极少而且所见仅为节本，与耶律父子信仰不同有关。因为从日本发现的足本《西游录》得知，这本书的后半部是攻击全真教的。耶律铸既信道教，在其父死后，或禁印或毁此书板都有可能。这虽系推测，但却是合理的推测，足以解释《西游录》的遭遇，也是史家卓识的体现。
    至于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先生所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与《通鉴胡注表微》两部名著，也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统治下某些读书人的处世和心态。两部书除了史料翔实、考证精审外，更富于义理，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是古为今用的典范。学者们对此已多所阐述，毋庸赘说。
    在我学习陈先生系列元史论著后，除了觉得先生的文章精辟充实使我钦佩景仰外，还有一个总的印象，即它具有创始性、系统性和可读性三个特色。创始性也可称为开创性或独创性。我指的是，无论从选题到论点，都由陈先生首先提出或首先发现。如中回历法的不同、西域人的华化、《元秘史》译音用字的特点乃至《通鉴》胡注的微言大义等。系统性也可称为完整性。我指的是，陈先生的一些论著，对一个题目的研究总是源源本本，结构完整，系统井然。如对也里可温教的研究，前人虽已指出其为基督教，但多语焉不详。至陈先生始作整体系统的探讨，使读者对元代也里可温教的情况有完整的认识。《元西域人华化考》更是一部对西域人华化在各方面的表现综述无遗的大著作，令读者叹为观止。陈先生对文章结构，语言运用，甚为考究。其遣词造句，简洁流畅，无冗句赘语，意达而易解。如《华化考》一书，引据资料200余种，列举人物168人，各种事例更不可以数计。如此纷纭复杂的内容，如何组织编排，使之脉络分明，有条不紊，实大费苦心。陈先生像个建筑大师，精心设计，合理布局，巧妙安排，构筑了一座艺术殿堂，令人有美轮美奂之感。文中原始资料与解说语言，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一气呵成，读来琅琅上口，无雕饰之迹，有自然之美，令人百读不厌。此种风格，实颇罕见，姑名之曰“援庵体”，今人仍可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