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先生在1923和1927年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一部精心撰写的名著，为中外学人所称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称陈先生为以科学方法整理材料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本书作序，称本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工力。又说：“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李思纯先生在其《元史学》中曾专节介绍此书，誉为“精湛绝伦”。由于和我的研究课题密切相关，我对它诵读多遍，获益甚大。1988年天津一个小刊物要我回答“您最喜欢的一部史学著作”时，我即填上先生这部书名。
    元代是西域人（色目人）大批来华的时代。最初来华的多半是军人、部族首领、工匠、商人等，但居住既久，他们的子孙却有不少人“舍弓马而事诗书”，学习华夏文化，以儒者自居，即所谓“华化”。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元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也是元代民族融合的表现，研究并写成专著，说明陈先生不仅对元史有深厚的功底，而且有史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
    陈先生著此书，引用载籍200余种，爬罗剔抉，提要钩玄，汇集众说，成一家言，其组织之严密，用力之辛勤，可以想见。对西域人华化在各方面的表现，胪列无遗。叙事之中，时发精辟论断。如卷二《儒学篇》记“佛教世家之学儒”一节，举畏吾儿人阿鲁浑萨理以佛教世家子而习儒术并劝元世祖“治天下必用儒术”一例议论说：“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以此世袭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动摇也，而抑知事实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耳。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被其陶化者”。表现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又论元世祖称康里人不忽木论治胜于许衡一事说：“当是时，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一西域人儒者之言，不如一西域人释者之言之尤为有力而得国席之信用也。许衡、吴澄之徒之所以能见用于时者，纯恃有二三西域人后先奔走之，而孔子之道之所以能见重于元者，亦纯赖多数异教西域人诵其诗、读其书，倾心而辅翼之也。”这段议论说明元代西域人的华化对于元代政治的影响，颇中肯綮。若非对元代国情有透彻的认识，绝不能发此宏论。这些议论是对史实的解释和阐发，使读者对史实加深理解，所谓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全书中都贯串这一特色，这也是陈先生其他著作中所具的特色。
    在陈先生这一名著的启迪下，我写出一篇《元代西域人的华化与儒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4辑1987年1月）。我从反复学习陈先生这部著作中体会到，西域人的华化，主要是受到儒学熏陶的结果。那么他们华化以后在政治上有何表现和作用，在社会上有何影响呢？我举出他们“为儒学张目”、“行儒家之政”、“反言利权臣”三项表现；“对元世祖采用汉法的推动和巩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四项作用和影响。资料基本上是《华化考》的，我只是从政治和效果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对《华化考》的引申和补充，说明陈先生对后学者的渥泽。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四
    《元典章》是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治元史者必读之书，过去流传极少，自清季沈家本为之刊刻（实为董绶金刊、沈跋）以来，此书始广行于世，而其中讹误脱漏之处不一而足。援庵先生根据故宫元刻本及四种旧钞本（其中三种自藏），在四位助手协助下，费时十月，精心校勘，发现其中讹误、衍脱，颠倒诸处12000余条，撰成札记六卷、阙文三卷、表格一卷，名曰《沈刻元典章校补》，使之成为利用沈刻《元典章》者不可须臾离开的案头必备书。试想，若无《校补》而冒然利用沈刻本，对其中年代、人名、地理、名物制度等的种种错刻毫无察觉，势必影响对元代典制史实的正确理解，也会以讹传讹，贻误读者。陈先生称沈氏刊出此书以广流传为《元典章》之功臣，我们更可以说，《校补》为沈刻本的功臣，其造福于本书读者真是功德无量。
    陈先生的功德不单停留在文字校勘上，他还进一步在校勘的基础上，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错误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将这些错误归为五类（款行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每类又分若干项目（如名物误例中有不谙元代人名、官名、物名、专名、体例而误例九项）。这样，读者不仅认识沈刻本的错误，而且也能认识到其致误的原因，还可以认识到元代的一些名物制度。如“腹里”为元代中书省所统山东西、河北之地，沈刻则误为“肠里”或“服里”；“券军”为宋、元军种名，沈刻则误为“募军”。凡此种种，经指出后，读者即可举一返三，对同类错误不看《校补》也可猜出大概。这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纷繁的事例中找出条理性、规律性的科学方法。陈先生更进一步总结出《校法四例》即1.对校法，2.本校法，3.他校法，4.理校法。把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校勘学的方法论，为校勘工作者的必遵法则。此书初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时改名为《校勘学释例》，这一改动很恰当，也很有意义，因为它确实是一部校勘学的教科书。正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的，此书“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246页）胡适在1934年为本书作的序言中，认为它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胡适论学近著》）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自《元典章校补》和《释例》问世后，元史学者遂大受其赐，我是受赐之一，而且曾使沈刻本“户部”卷五第十页的“你教”应改为“你敦”问题请教陈先生，得到他的首肯，使我深受鼓舞（见中华书局《书品》1987年2期《陈垣先生关于〈元典章校补〉的一封信》），也表现了前辈学者的谦逊美德。这是我和陈先生唯一的一次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