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体要创新，便于表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撰史者也不能落于窠臼。《史记》是传纪体的典范，而《资治通鉴》又领编年体的风骚，这是就体例而言。经济学家写史，关于经济的成分不免偏重，政治家写史，典章制度更为突出。各人站的角度不同，写出的东西自然千差百异。史书志书，编修不断，在体例、结构、文风等方面都希望能在旧史书，旧方志基础上有所突破。如果毫无创新，一味泥古，那史书志书的生命力将会受到摧残。“文而有式则面目雷同，性灵固蔽，而古人立意之旨晦矣”。（28）实斋反对作文循规蹈矩，千篇文章，如出一辙。毛泽东在批判八股文章时，议论所至，八股定式纷然瓦解，可见为文不必有式。关于拘泥古人，实斋写道：“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29）实斋反对泥古，这是主旨，至于实斋是否真正“服古”，涉及到政治、时代、阶级等许多因素，暂不在本文论证之列。学习古人，并非越古越好，也不是摸仿的越象越好。借鉴先贤长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条宗旨。史家如果既能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在写法上有创新，在立意上有拓展，那就是名副其实的真史家，写出的作品，才是真史书、好史书。
    文辞既为阐发义理之工具，又为作者与读者思想交流之中介，因之，着书行文，治史修志，如果能把好语言文字一关，作品实际已成功一半。文学作品，尽可铺波陈澜、或天上、或人间、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史志之作则不同，如果滥修文辞，刻意雕饰，史实将会淹没于泛滥的奇辞丽藻之中。总之，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要求，史书志书有史书志书的标准，史志工作者如果不顾这一客观情况，主观臆为，误己尚在其次，贻害后人则罪孽非浅了。
    注释：
    ①《文史通义校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以下凡引同书，又注篇名。
    ②《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③⑦（22）（24）《古文十弊》
    ④《章氏遗书》卷二十九
    ⑤⑥（14）（15）（19）（21）《辩似》
    ⑧⑨⑩（29）《答问》
    （11）（12）《申郑》
    （13）（25）（26）（27）《史德》
    （16）《修志十议》
    （17）《文集》
    （18）《文德》
    （20）《文理》
    （23）洪迈《容斋随笔》七
    （28）章学诚《赵立齐时文题式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