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康梁维新派人士普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呼之为“匪”、为“盗”、为“乱民”，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祸国家”；而对借口镇压义和团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康梁等人则一度寄予厚望，梦想由帝国主义各国“救皇上”、“扶新党”、“拯救”中国，并曾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口号。对于康梁等人的这些表现，以往论者多从资产阶级维新派敌视民众、敌视革命这个角度去加以解释和批判，认为这是他们“害怕农民大众甚至超过了害怕帝国主义”，“选择向帝国主义献媚乞怜的办法来冀望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反动的一面”①。近年来一些论者依据历史事实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言行重新加以研究，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义和团所持的认识和态度，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人”），一般仍认为他们是“自外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完全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甚至与中外反动派持同一立场”，“说明康有为本人以及他们的‘维新事业’已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动”等②。对此，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康梁维新派何以敌视义和团运动？
    康梁维新派是不是因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而对其加以敌视呢？不是。
    先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众所周知，康梁维新派自掀起维新运动之日起，就以“救亡图存”相号召，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仍坚持不懈地从事“救亡”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四处奔走呼号。1899-1900年，康梁等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其宗旨之一就是“保国保种”，制止瓜分。康有为在为“保皇会”所起草的“序例”和“章程”中历数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土地人民分割”、“失路权”、“失利权”、“失兵权”、“失用人之权”等严酷事实，大声疾呼“我中国至今日，盖几几亡矣”，“我四万万同胞，皆将为奴隶虫沙”，号召“同为中国人，宜合一大团体，不必再分畛域疆界，不论何省、何府、何县，皆当合而为一以爱国”③。梁启超在1899年的《清议报》上，连续发表《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等文，也反复以瓜分危机警告国人，呼吁效法菲律宾、德郎士哇儿，开展民族独立运动，“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④。由此可见，康梁维新派当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揭竿而起的义和团，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的深刻认识，更非义和团所可比，他们又怎能因为义和团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敌视他们呢？
    再说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这里且不讨论义和团是否反封建，单就对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态度而言。康梁等人所从事的维新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改变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府。戊戌之后，他们更广泛地宣传民权、自由观念，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封建腐败统治，并积极策划通过“武装勤王”从后党统治集团手里夺取政权，“输入西欧文明之制”，“开立宪政体政府”。他们反封建的意识和行动如此强烈，又有怎能因此而去敌视义和团呢？
    既然如此，那么康梁维新派反对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且看康梁等人自己是如何说的。康有为说：“义和团之乱，端王为会首，荣禄、刚毅为主持，而实那拉氏主持之，盖君臣合谋己为定论。”⑤“义和团者何？后党也。康党者何？帝党也。……康党与乱民，正绝对的反对党”⑥。“自甲午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其反潮则翻新政、废君上、诛党人，而积极成庚子拳匪之祸”⑦。梁启超则说：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雔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致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⑧
    维新派的主要喉舌《清议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发表社论说：“西后之与奸贼，其所以力庇团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张满人之势，而可锄我汉人也。且以有言夫清灭洋，合彼愚谬守旧之见，以为即是以抗敌外人也，而其尤处心积虑、阴谋奸险者，则藉其势力为己声援，以遂其屡试而不敢逞之篡夺弑逆之谋。”⑨因此，“譬之杀人，义和团者杀人之刃也，西后贼臣者杀人之人也”⑩。维新派在上海的报刊《中外日报》刊文专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认为义和团“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这“四种旧党”即：第一种，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第二种，“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第三种，“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第四种，“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夫此四派合纵，其所正对之一点非他，即号为新党之几个人而已。其间惟第三，第四两派人，知有新党，而欲用法以去之。其第一、第二两派人，则不能知有新党，而其所行之事，则适合于攻新党之式，故第三、第四派人常乐抚而用之焉。”因此，“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11）。
    当然康梁等人对义和团所作的这些分析未必允当，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敌视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义和团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和它被后党反动势力所利用这一政治现实。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对此，维新派在当时也多有评论，并着重指出了它的盲目性和落后性。麦孟华写道：“义和团之举事也，以扶清灭洋为主义，……然而外有见侮之事者，实由内有可乘之隙，……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卖此土地、鬻此利权、充此内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恶，固在于权奸乱贼，不除其害，则虽外人不来，而祸乱正未有艾也。”所以他说，义和团的“扶清”、“要不过敝精神以安奸贼之身，出死力以张奸贼之焰”，不但无补于国事，而且是“涂以砒毒，激而速其溃烂哉”（12）。针对义和团的“灭洋”宗旨，麦孟华指出：“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是“愚之不可及者也”（13）。《中外日报》也刊文评论道：“灭洋之说，尤为谬妄。揣若辈之意，殆谓所谓洋人者，六七公使，数十商人，数百教士云耳，所谓东西洋各国者，不过区区数岛云耳，苟其一鼓作气，聚而歼旃，使欧美诸人之足迹，永不复见于中国，而后可以复大一统之旧观，而后可以遂闭关独立之夙愿，岂不妙哉。呜呼！若辈识见如此，是于东西之大势，既杳乎其未之闻，中外之大局，茫乎其不晓，而遽以至重之宗社，作彼孤注，付诸一掷，岂寻常之惨痛乎！”（14）类似这样的批判文字，在当时维新派所办的国内外报刊上可以说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维新派还继续宣传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写道：“我国民诚愤国势之屈辱，奈何舍日本维新之大业而不为，而徒如黄巾赤眉，日为此野蛮之举动，而自速其亡灭也？”（15）“欲强国势，必谋富强。欲谋富强，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长。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16）。于此可见，维新派与义和团虽然同为救亡，但彼此的指导思想和所选择的历史方向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是有着觉悟与蒙昧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别的。这也是维新派与义和团相对立的根源所在。因此，人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尽管可以批评维新派咒骂义和团的一些过分言词和他们不能够科学地区分封建顽固势力与被利用的群众（这也确实反映出维新派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但是要求维新派在当时去附和、支持义和团，认为非如此即是“软弱”、“反动”的表现，却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甚至革命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对之持反对态度，这种基本立场并没有错。如果维新派与革命派真的追随了义和团，也去搞“扶清灭洋”，那岂不是要背弃自己的维新与革命宗旨，向封建顽固势力投降，那还成什么维新派与革命派呢？至于有的论者提出要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利用、改造义和团的想法，作为事后的议论和总结固然可取，但在事发当日，即义和团业已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支配、被后党顽固势力所利用的情况下，却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以此去责备康梁等人也就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