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是联结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对象的中介和桥梁。历史学家只有运用一定的史学方法才能作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以作用其研究客体，同他对历史内容以及历史学基本属性的理解息息相关。将人类历史（文明史）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把人类历史看作除阶级斗争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内容，对史学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便会有所不同。把历史学仅视为史料学，目的在求得历史事实的复原，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目的在获得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以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便会采取相异的史学方法，并产生出对这些不同史学方法的理解和探索。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还同他对史学与历史及现实社会关系看法的不同相联系。把历史学视为一种只是探索历史真谤的基础历史科学，与把史学视为一种与现实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而应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则所强调的史学方法也就有别。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对史学方法的选择与探索，便同对上述诸问题的理解紧相关联。
    一、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国大陆的史学方法研究
    1949年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在史学界影响甚深。那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发展，但不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渐居支配地位，要求史学不仅是史料学，而且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上升为科学的形态。于是，理论与史料、史实的关系遂长期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和关注。这一时期越来越强调史学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那么，如何既坚持阶级观点，又能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这里必须运用历史主义方法），以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呢？于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以及二者关系，又长时期引起大陆史学家的关注，并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渐产生意见分歧。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大陆史学界关于史学方法的探究，便主要围绕史与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两个关系的理解而展开。
    （一）史论关系的处理方法。
    1.对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倾向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之初，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治史方法影响较大。一批受他们影响较深的史学家，以史料考据作为主要的治史方法，广征博引，而轻视理论。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中，不少学者撰文批评了这种重史轻论的倾向，强调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当时在批评重史轻论倾向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重论轻史的倾向，下笔万言，空洞无物。 史学家尚钺首先站出来批评这一不良倾向， 他在1957年写的《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1〕一文， 批评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不能解释历史的重大问题。强调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武器，没有历史资料就写不出历史。尚钺的见解得到翦伯赞、范文澜等许多史学家的赞同。
    对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两种倾向的批评，使大陆史学家认识到，在历史研究中，史重要，论也重要，那么究竟应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
    2.以论带史。
    以论带史的主张大量地存在于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当时《历史教学》杂志曾发表多篇文章，强调“以虚带实”。“虚”即是论，主张用工人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编排史实。这一时期的文献，以论带史倾向是大量存在的，但却没有见到明确提出的“以论带史”的正面主张。最早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是史学家尹达1964年撰写而于1966年发表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2〕一文。文章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 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这种主张60年代初便遭到了不少史学家的批评，尤以范文澜《反对放空炮》〔3〕一文为激烈。
    3.论从史出。
    这是吴晗为纠正“以论带史”之偏于60年代初提出来的。他认为“以论带史”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以至有论无史，变成“以论代史”。而“论不能代替史，论在史中，不是在史之外”。应当“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论与史的关系应当是“论从史出”〔4〕。这一论点当时便受到林甘泉等史学家批评，认为它无法表达出理论对史学的指导意义。
    4.史论统一，论史结合。
    当时赞成这种主张的史学家较多。前述尚钺1957年的文章已经提到，研究历史“必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与丰富的史料相结合”，但未展开。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加系统说明的，是孙国权1959年发表的《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认为“史料与观点的统一，是进行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最科学的方法”〔5〕。稍后，彭明、 白寿彝、吕振羽、翦伯赞、孙思白等史学家都撰文持此主张。翦伯赞强调：“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6〕。1963年， 天津史学界曾专门组织史论关系笔谈讨论，赞成此见的亦占多数。
    对史论结合的涵义，理解则不尽一致。史苏苑等认为，自古以来的史学作品，史论都是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能使史与论更科学的结合。〔7〕苏述则指出，认为自古以来史学著作都史论结合， 会导致客观主义，“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别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真正做到史论结合。〔8〕
    如何才能做到史论结合？论者多引毛泽东所说“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