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生于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初七（1162年4月22日），是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
    郑樵一生著述甚多，据他自己说：“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①可是，这些著作大部分散佚。现存《通志》是一部典志体的通史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纵观《通志》及其总序，可以明确地看出郑樵对史学的基本观点。
    一、“会通”是郑樵的基本史学观点，也是他治史的指导原则
    《通志·总序》开端就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开宗明义，申明自己的史学主张，指出“会通”的重大意义。在《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中更具体地说：“水不会于海，则为溢水；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②由此得知，“会”是指史料的综合，所讲的“通”，是指古今时间的相绪。这就是“会通”的基本涵义。
    郑樵一贯以“会通”为尺度去评价和衡量他人的史学著作。凡是合于“会通”原则的，他就大声称赞，不合于“会通”原则的他就竭力贬斥。为此，他赞扬仲尼“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③又赞赏史迁“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④郑樵赞叹仲尼、史迁，是他们能够会天下之书，通古今之变。从对仲尼、史迁的的赞叹中，能进一步认识到，“会”指的不单单是史料的综合，而且更强调史料的广泛性。他所指的历史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所指的历史书籍，则是所能看到的一切文字记载。《通志》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在史学方面，郑樵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能不令人惊叹，可谓是一位渊深博大的史学家。但是，他拿这点去要求别人，条件就可能太苟刻了，甚至是别人无法达到的更高层次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去看史学家的活动结果，那么，尽管郑樵称颂了史迁的卓越成就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⑤尽管史迁及其《史记》，得到史学家的公认，无论《史记》就其体例、记述历史的范围和时间，还是对历史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的确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在郑樵看来，也还是未能达到“会通”的更高标准。这个高标准就是“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⑥“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⑦这样看来，郑樵对史迁的赞扬也仅仅是《史记》达到了“会通”的最基本的要求，并未达到“博雅”的高标准。因此，他对史迁感到惋惜。“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⑧”。又云：“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坠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⑨其实，就“博”来说，史迁著《史记》时所见之书已相当可观；就“雅”来讲，《史记》又足成一家之言。因此，对史迁的批评是不切实际的。可是，从中却可看出一位史学家对编著历史的严格要求，就是在做到“会通”的同时，要力求“博雅”。“博”是所会之史料的广泛性，要求史学家广识多见，尽读天下之书；“雅”是所谓的博观约取，成一家之言，要求史学家的著述应有独创之特色。
    郑樵以“会通”作为基本原则，对待史书的体例问题，他采取了肯定一个，否定一个的态度。他倡导通史，是因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⑩通史的这些优点，是断代史无法相比的。因此，郑樵称赞“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11）又称“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已，如已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12）在夸赞通史的时候，又以尖刻的语言，极力贬斥断代史。他认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13）在郑樵看来，《汉书》以后的代代修史，导致了通史的绝绪。所以，他特别严厉地斥责“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14）这不仅否定了班固的著述，尽窃他书，未成一家之言，还以为班固把本来相因，彼此相联的历史，由其断汉为书，造成了间隔，使人无法寻索历史的相通之道。而且又把自班固后修撰史书方面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归咎于班固。郑樵为什么对断代史这样痛斥，断代史几乎没有一丝之光呢，他认为“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15）断汉为书之病，也是难避免的。正如今人张舜微所言：“郑氏大张相因之义，力主会通古今以成一史。故于断代为书之弊，概括数端：纪传重复，一也；前后隔绝，二也；异则相攻，三也；同则相与，四也。甚至是非颠倒，莫辨贤奸。奴为主言，无足怪者。诚欲振救其弊，惟通史足以矫之。”（16）
    “会通”是郑樵对史学的基本观点，而对史学家或史学著作进行评论的时候，就成为他衡量史学的准则，此准则又在其史学实践中得以贯彻，这在《通志》和《通志》的编著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