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后，黄兴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心情，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振兴实业，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实业建设的主张和见解，并积极投身到实业建设活动的浪潮中。他的实业建国思想，体现了民国初年一代创业者的艰难求索和严肃思考，给以探究和总结，既可留存先哲的宝贵精神遗产，又能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
    黄兴决心从事实业活动的目的，是为着建设新生的国家，他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也是紧紧围绕着这一重大问题。
    通过“审察中国情形”，黄兴深感“实业犹人身血液”，认为国家政权建立之后，要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必须进行实业建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方能为国家富强奠定坚实的基础。“盖实业扩充，则国富。国富则国强。”
    黄兴大力主张发展实业，并非图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独立。他明确地指出：“余等所主张之实业，不取个人主义，且非仅为一地方谋利益，实为全国家谋利益。”由此前提出发，他主张国家和个人都应投身去兴办实业，说：“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可共同为之，而无诈无虞者也。……吾国人苟能各视其能力，发奋经营实业，父老兄弟互相劝勉，则国家之繁荣，亦实可计日而待。”这种为促使新国家昌盛富强而全身心地投入实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可嘉的。
    发展实业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早已有之。先是林则徐、魏源等人倡之于前，主张在国内建立新式民族工业以“求富”；继之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严复等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农工商业，提出“致富之法亦惟实业”及“实业救国”等口号。他们都是在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基础上，企图通过发展实业以达到救国的目的；但其结果是既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而孙中山、黄兴振兴实业的思想，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解决民生问题，进而达到建成富强昌盛的国家。所以，这与早期的那些“实业救国”主张，在思想上有着原则的区别。当然，就其动机而言则不存在什么差异，都可归属爱国主义的思想范畴。
    当时，西方已成为工业世界，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则近代工业十分薄弱，百业凋敝，生民涂炭。怎样在这个破烂摊子上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确是面临的当急之务，黄兴协同孙中山一起，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增强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以期能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是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及中国亿万民众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因而，倡导振兴实业确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治本之良策，它也是黄兴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期的一种突出表现。
    二
    黄兴对实业建设所设想的具体措施，概括言之，是将路矿置于龙头地位，同时农工商业三者并举。
    振兴实业为什么要从铁路建设入手？当时孙中山认为铁道之发展乃实业发展之先导，而且外资侵华也以侵占路权为前提，所以，修筑铁路是立国之根本，为国家生死存亡之所系。他大声疾呼：中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黄兴除深受孙中山的启示外，他还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认识到铁路不仅“为交通利器”，并且与整个国民经济相连，指出：“民国经济之发达，全恃铁路。”他提出今后应“先以铁路为救亡之策，急超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在发展实业的顺序上，黄兴把矿业与铁路同等对待，有时甚至视矿业的重要超过了铁路。他说：“民生政策，无非使人得享自由幸福。但民生政策所包甚广，果以何者为前提，自必先从实业着手，实业又当从工业着手，工业当从矿务着手，矿务当从煤、铁二者着手。因二十世纪将成为煤铁世界，以煤铁之多寡代表其国力之强弱。”路矿为龙头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经济规划思想。
    黄兴是把振兴实业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手段，所以实业建设虽以铁路为重点，在路矿为龙头的前提下，同时主张农、工、商业定要并举。“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只有这样，方能促使实业走向振兴之途。他大力提倡改革农业技术，使用机器，改良种植，以改变农业生产中“肥料未讲、机器未兴”，的落后情况。此外，黄兴于1912年3月发起创办拓殖协会，“以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为宗旨，调整农林矿产，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黄兴还把发展垦植事业、移民实边与加强国防、安定民生、巩固国基有机地结合一起。
    总之，黄兴在审视国情、总结近代中国发展实业的理论和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之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先后次序的安排，发展重点的选择和重点与一般关系的处理，考虑得相当周到和全面，基本上也是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他是企求继“政治上已经革命”之后，争取尽快发展各种生产事业，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使中国得以达到民富国强。在当时，这应该说是找到了较为适宜的经济建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