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以雄辨的史实彻底否定了认为自然与社会因果对应的五行说，对五行及其变化做了科学的、物质的解释。“且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岂其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除，而能关于五行之珍乎？……如是则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矣。”（30）又云：“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况凶吉有不由于灾祥者。宋之五石六鹢，可以为异矣，而内史叔兴以为此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于管辂。辂曰：‘君家有三怪：一则生男坠地，走入灶，死；二则大蛇床上衔笔；三则鸟来入室与燕斗。儿入灶者，宋无忌之妖；蛇衔笔者，老书佐之妖；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之妖。此三者足以为异，而无凶兆，无所忧也。’王基之家卒以无患。观叔兴之言，则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观管辂之言，则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31）郑樵肯定五行是自然界的物质变化，这种物质之间的变化又是相互联系的，变化既是无规律的，又是无穷的，和人世间的灾祥不能做互相解释。事实上，是承认了自然变化的客观实在性。他不否认人间存在灾祥祸福，可它却不随自然界的变化而发生或消除，是人类社会自己活动的必然结果，它也和国的兴衰和家的休咎无关。
    这样，就全部剥去了神秘主义五行说笼罩历史的面纱，在一定程度上看清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郑樵对唯心主义的五说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勇敢地批判，对自然与会社的关系做了科学的说明，这是郑樵史学观中革命的因素，他坚持了旧唯物主义的史学传统。然而，“惟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者，可以为通论。”（32）“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33）轮到他自己对社会历史说明的时候，又带有神秘的色彩，而绕回了“五行说”的圈子内，暴露了他旧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局限性。
    三、反对对历史的任意褒贬，主张对历史要实录。
    历史是社会发展留下的痕迹。历史是什么样，就宜记什么样，对历史加以任何粉饰或贬抑的著述，都是违实之义的，都是对历史的糟踏。郑樵对此极为反感说：“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34）又云：“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35）强调应照历史的样子去叙述历史，如果于历史节外生枝，那么，是史乎？抑非史乎？与此同时，他提倡“实学”，反对崇尚虚文的“义理”、“辞章”之学，指出：“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于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定；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36）在《通志·总序》中也说：“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义理”“辞章”之学似乎亦各有志，但是，“义理”之学也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辞章”之学又不过是追逐形式罢了，都是没有实在内容的，于史有害无益。
    对待历史应该有原则，坚持公证，而不应该以统治者或自己的主观好恶来记述历史，评论历史。郑樵严肃地批评：“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欲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判臣、王凌、诸葛诞、母邱俭之徒抱屈黄壤。”（37）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要有客观的标准，不要有所袒护、贬斥或避讳，善与恶是历史本身的显现，而不是一种外部的附合。因此，他斥之为“伤风败义，莫大乎此！”（38）还斥责：“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39）专善褒贬的这种“欺人之学”的要害，常常是借别人之嘴，抒己之胸意，历史的善恶反倒隐藏了起来。
    郑樵反对褒贬，主张对历史实录，是通过他的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表现出来的，同时，也表现了一位史学家忠实历史的战斗风格。
    郑樵对记述历史的态度是正确的。他要求史学家对历史应实录，这是一个高的标准，这个高标准就是史学家必须具有的史学品质--“史德”。梁启超对此特别欣赏，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说：且谓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所以不能臻于忠实者，其病有三：一曰夸大，二曰附会，三曰武断。要求史学家忠实历史是必要的。可是，若要确实做到忠实，又谈何易！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可以说史学家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要求固然合理，史学必须做到，或以此为标准去评价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则又失之。诸如，郑樵对史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的评论，就不够公允，批评又往往是不实际的。甚尔把史迁与班固相比，前者为“龙”，后者为“猪”。他批评：“《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判臣。”事实上郑樵对史迁和班固也不能不为褒贬，也有夸大、武断之举。叙述历史有所避讳，也不是忠实历史。《通志》之修，纪传只录至隋，而唐与宋却未记，郑樵也做不到忠实，他在叙述历史时也躲避不开，也得加之以褒贬。这说明，他对史学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认识不到，史学家都是为一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认识不到，史学家不管是编撰历史，还是评论历史，都要受到史学家的世界观，社会历史、阶级等方面的种种制约，这种束缚是任何史学家都摆脱不了的。
    四、主张返“本”，厚古薄今，具有复古主义的历史学思想。
    史学家对历史应该追本溯源，从而说明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此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郑樵的史学实践中，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一点，又成为郑樵的史学倾向。对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今不如昔，一切向古人看齐。他感慨：“呜呼！酒醴之末，自然浇漓；学术之末，自然浅近；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型，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40）历史的发展不是前进、进步，是倒退、落后，留露出对史学的消及颓废的情绪。这种复古的主张，在《通志·总序》中突出出来，“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至于为什么要“返本”“从旧”，郑樵没有明确表明，他人也无法得知，但却可以看出他要仿效古人，按古人说的去做。“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挂之《易》。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之家，不达一音之旨。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41）他觉得学术的发展都掩没了最初的意义，越来越看不到其本来宗旨，简直是面目皆非。因此，主张一切都还原到起初的状态。
    复古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切恢复旧制、旧的风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对现实都持有否定态度。历史的发展，总的趋势是革命的、进步的，其中有主流、支流之分，主流代表总的趋向，而支流则可能是主流要扬弃的，它代表落后、腐朽、反动。如果对历史的发展，只看其支流，就会滋长一种悲观感，就会否定一切，一切又以古为准的复古思想，郑樵对史学的发展，就存有这种落后的史学意识，在分析其史学观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分析、评论郑樵的史学观同时，既要看到应该肯定的一面，又要找到不足的一方，这样，对研究郑樵及其《通志》，研究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