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结茅夹漈山三、四十载，著述《通志》并未用几年，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博览群书，研究各科学问上。他“好著书，不为文章，目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及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17）他自己也说：“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18）与此同时，他又用了大量时间，做了很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19）所有这些，体现了“会”的意。
    “通志”一名，也足得“会通”之旨。“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志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19）其他治史之人还有另外的称谓，郑樵认为无论称做什么，都“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20）这里讲的“略”就是“志”，“略”表明了编著史书的基本过程，就是从博览典籍，搜寻遗闻故事，到经过综合整理、剪裁、抽象、概括，最后完成著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地体现了“会”的思想。“通”是郑樵对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曾谓自己的著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杜佑把唐以前诸史中有关“志”的材料加以系统化，又参考其他史料，著成一部《通典》，《通典》之“通”亦即从古至今之义。“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22）《通志》就是通史。《通志》的本纪从三皇五帝，记述到隋，列传从周记载到隋，二十略从传说时代到唐或北宋，都是贯通古今的。《通志》的二十略，也反映了“会通”的思想。“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弊、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23）讲金石，不只是讲一个时代的金石，而是编述了各个时代的金石，再以时间作为联系，把它们串通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金石发展的历史。二十略的其他各略，也都是先探源，然后索流，说明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形，如《氏族略》、《六书略》、《乐略》等都是这样的。
    在分析中认识到，“会通”是渗透到郑樵整个史学活动中的一条主线，或者可以说，是他史学的主导思想。
    郑樵重视“会通”，主张强调通史，无可非议。但另一个方面，他强调通史，又是以排斥断代史为基本前提条件的，而把通史与断代史完全的对立起来，对史学则表现出了片面、极端的态度。
    权衡一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独特的地位，而就通史、断代史自身而言，又各具特色。这些史学家早有过肯定的评价。“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24）《汉书》在体例方面，可以与《史记》及其他体例的史书并列。《汉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也和《史记》一样，同是深远的。《史记》之后，通史家风未衰，唐有《通典》、宋有《资治通鉴》《通志》、元有《文献通考》等等；断代史自《汉书》后，代代修史。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其余皆为断代史。通史和断代史在史学研究中，都有自己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马、班二史，虽纪传互出，表、志相重；而详略不同，取舍复异。相资为用，其来已久，故二书得并行不废。”（25）
    《汉书》也有独自特点。《汉书》的纪传部分皆依据《史记》，从而损益，既仍旧文，又与旧文不同，这是《汉书》的创作。诚如刘知几所言：“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26）《后汉书·班固传》亦云：“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材。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璺璺而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汉书》对史实的记述能够做到文赡事详，此为《汉书》的最大特点。《汉书》还将《史记》中的“书”更为“志”，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新创立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补充了《史记》的不足，特别是《汉书》的“志”，甚至对后来的典志体史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诚然，如上所述，《汉书》并非尽善尽美，但又不象郑樵对《汉书》讽刺的那样，把《汉书》说得一无是处，而对《史迁》又赞不绝口。与“会通”的原则相一致，则一切皆是；与这个原则相悖，则一切皆非，这就带上了个人的偏见，在对史学的评论方面，表现出了极端的倾向。这是郑樵基本史学观中不合理的因素，应该受到批评。
    二、反对以神秘主义五行说解释历史发展中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中国古代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五行”本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用物质世界的构成，去说明世界变化。在历史科学领域，用五行说去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时，则被统治阶级或唯心主义史学家所利用，五行说被挂上了一层神秘不可知的色彩，从而歪曲了历史。郑樵斥之为“妖学”。他指出：“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27）一个“欺”字，揭露了“妖学”的实质。又说：“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28）自然界的一些变化，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战胜自然时，有时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危害。但不能把这些作为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惩罚。本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不存在因果的对应关系。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把自然界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说成上帝对人们的“报应”，又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说成是对统治阶级的降福、降吉，或利用自然现象，进行各种虚伪的、神秘主义的宣扬，把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由于人为的因素给社会或人们造成的危害和痛苦，指向上帝，开脱了统治者的责任。史学家迎合统治者，用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去说明历史，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对历史的曲解。因而“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29）以前诸史皆有《五行志》，郑樵却偏偏要在《通志》中写上《灾祥略》，一反历史之常态，实有匡正被扭曲了的历史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