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认识的变化
    维新派虽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对之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当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以《清议报》为例，该刊自1900年4月开始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并连续发表评论，指斥义和团为“莠民召乱”，“暴徒窃发”，着力批判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号召“速平匪乱”、“救圣主”。但自7、8月份之后，该刊对义和团的态度逐渐发生一些变化。1900年8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54册上，发表《愤言篇》一文，指出酿成义和团事实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义和团“素无练习，则攻战之术非其所娴也；各有身家，得锋镝之险非其所乐也。今乃不取朝廷之饷粮，不由官府之征召，一呼而集者数十万人，赴死军前，曾不返顾，……以抗御普世界中显赫之众强国，此即拿破仑、华盛顿复生，亦恐无此惊天动地之神力”。因此“今日清国之罪，非请国之罪，实是普世界众强国之罪”。《清议报》在刊发这篇文章时曾加一编者按语，声言“原稿不弁以题目，且并匿其姓氏，兹姑以愤言名篇，而转载如左。至其中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本馆可不赘一辞焉”（17），虽未明确表示赞同作者的观点，但倾向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后不久，《清议报》的主笔之一麦孟华即在该刊连续发表论说，持与《愤言篇》相同的观点并发挥之：“天下抵抗之力，每与压力为反比例。列强之压抑中国也至矣。肆其凌侮，极其要求。……于是中人不平愤激之气，与列强利益膨胀之力，同达于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18）麦孟华还指出：“我中国诚衰弱矣，然民心犹甚固结，民气尤日见加强，故区区天津一隅之地，义和团发难于其间，外人集数国精锐之师，费数月攻战之力，乃仅足以破之。”（19）“夫以四万万之人众，习二千年之同化，种本秀慧，性耐勤劳，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强壮不挠之志气，其人宁可轻侮者哉？特以久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爱国之心浸生，独立之气浸盛，若误视以非洲之黑种，而犹重加以压制，则向且为和平从之人，必至生爆烈奋激之变”（20）。明显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之心”和“独立之气”。以后《清议报》又曾刊出蔡锷、秦力山等人的文章和一些外国人士的评论，批驳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攻击，认为“使义和团中有一华盛顿其人而主率之，其成败岂遽足逆料哉？”（21）“亚洲大陆之污物，不第恒河沙数，不可思议矣。宜乎义和团欲一扫而清之”（22）。甚至将义和团比之日本当年的维新志士，称“其成败之迹虽不同，其心志精神气魄则无不同也”（23）。这些议论，屡见于后期《清议报》的“本馆论说”、“来稿杂文”、“时论译录”等栏目，并非偶一为之，实代表了这个维新派主要刊物此时的思想倾向。
    这种对义和团认识和评价上的变化，在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都有所表现。例如梁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一文里，曾以赞许的口吻引述赫德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取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24）后来他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书里又曾写道：“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25）已经注意将义和团民众的行动同后党统治集团的罪恶区分开来。而严复在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里，也以同情口吻写道：义和团“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绝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鸣呼！亦可伤已”（26）。此外像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的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也都有类似看法和情绪。
    至于康有为，对义和团确实始终不曾明确表示过同情或肯定，但其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试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数月后他在《论中国必分割》一文中写道：“昔者拳匪力战，津沽流血，人心踊跃，西人畏之。”（27）后来在1902年的《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里，康有为论及义和团事变时又写道：“幸诸大连鸡相掣，未敢瓜分；幸民心众志成城，未甘奴隶。不然庚子之祸，吾国已为波兰久矣。”（28）虽对义和团仍抱持偏见，但字里行间，不也承认了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行为吗？
    康梁维新派何以会有对义和团认识上的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民族生存危在旦夕，资产阶级维新派愤于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对因反抗侵略而起并正在同八国联军英勇作战的义和团理所当然地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二是由于后党封建顽固势力抛弃了义和团，转而向帝国主义求降，义和团已不再是被人利用的反维新的工具，并迅速被中外反动势力所剿灭，维新派与义和团之间已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使得维新派能够较客观地将义和团民众同后党封建统治集团区别开来，在义和团蒙昧、落后的背后发现其爱国意识与斗争精神；三是由于受到国际上进步舆论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一些人士抨击欧美列强侵略行径、赞扬义和团斗争精神言论的影响。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义和团认识上的变化，即从完全敌视到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这样一个过程，不仅发生在资产阶级维新派身上，也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革命派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肯定义和团的，迄今人们所找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赞扬义和团的言论，如《开智录》、《中国旬报》、《浙江潮》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都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从时间上讲它们还晚于维新派。当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革命性和动员群众投入革命的需要，在总结义和团经验教训时，肯定、赞扬的态度较之维新派往往更加明朗、坚决（也还是在一定限度内、或从某一个方面加以肯定），但这不过是认识深度上的差异，并不表明二者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有何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