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康梁维新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指责义和团“仇杀外人，横挑列强之衅”，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排外守旧、“为万国公敌”。在帝国主义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入侵中国时，康梁等人或致书各国政要，对其行动表示理解和寄予希望；或在报端撰文，呼吁列强“仗义扶危”，“合各国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复位”（29）。康有为还曾设想自己“直附英兵轮入京”，若英能救上，即请英兵救上南迁”（30）因此他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维新派当时所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也曾以此为号召。那么，是否能够据此判定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采取了支持、纵容的态度，起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康梁维新派在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虽然频频向各国政府表示理解，但这多属寻求列强支持的外交姿态。从维新派的本心而言，并不愿意看到列强侵华战争的再度发生，对列强借端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有所惊觉，并深为之虑。康有为在1900年6月致徐勤、唐才常等人的书信里，曾一再表示：“此次与各国开仗，必大分矣，不亡为幸。”“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31）麦孟华在《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一文中，分析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入侵中国的目的：“彼非理之事，必饰以至美之名。今之此举，彼固谓若之内地有乱，于我商务有碍也，于我教民有损也，若不自平，我不得已代为平之，然我止代平贼，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预孰不可预？贼不能徒平，必将代吾练兵，且必将代吾筹饷，代吾执政，而犹曰实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犹七十年前土耳其内乱，英法俄三国犯公法而预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列强之行径是“行则桀也，而言则尧言；……此其术固置中国于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凌侮之”（32）。因此，维新派固然认为列强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动武是为自己的“保皇”维新事业提供了“天助”良机，但对列强出兵侵华从一开始就是颇有非议的。
    其次，康梁维新派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初期提出过“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主张，但并未付诸实行。其原因一是因为维新派对入侵中国的列强深怀戒心，并不愿意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如康有为在筹划“直附英兵轮入京救上”一策时，又顾虑“吾一君一臣孑然于各大国中，……即能渡南，亦无亲卫，四面皆借洋兵，所定和议，分割赔还之教，吾一人当之。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认为“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33）。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打算支持维新派。康有为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救上”请求，被英方托辞拒绝。打着“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旗号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人，也被张之洞在帝国主义允诺下派兵进入武汉租界捕杀。现实粉碎了维新派的幻想，使他们觉悟到，勤王之事“只有求之己而已”（34），并对列强之“不翼帝党”、“助纣为虐”深致不满。
    第三，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侵略暴行痛心疾首，并予以严厉的谴责。康有为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悲愤的心情写道：“连兵入京，乘舆播迁，九庙不祀，津沽流血，宫阙为墟，卿士死丧而流离，生民涂炭而荡析，燕京惨状，闻者酸心。”（35）梁启超也说：“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36）对于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和俄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维新派报刊《清议报》等曾大量予以报道。例如《清议报》第59册（1900年10月4日出版）在“详述北京战后景况”题目下报道说：“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之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澹。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联军）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自昼公行大肆掠夺。”第62册（1990年11月2日出版）在“联军劫掠纪闻”题目下报道说：“探得北京已破，华军皆退，列国之军，肆行掠夺。上下军人，皆言我辈为掠夺而来，不然何远冒危险也。白昼公然无惮，纠合大小军队，横行市中。俄军先行掠夺，……所到之处，尸骨珠帛，散乱泥中，血流遍地。”《清议报》还多次发表评论、译论、编者按语等，对帝国主义各国军队的侵略暴行给予强烈谴责。第66册（1990年12月12日出版）上刊发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指出：“列强破沽津而陷北京也，日美而外，莫不杀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虐暴之道，靡所不至。而俄人之蹂踏满洲各地，其奇酷尤过之。执近日各外报以读之，其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焉。吁，以野蛮不可名状之列强，而以文明自居、人道为言，其谁欺耶？”写作这篇文章的蔡锷后来虽然成为革命派人物，但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发表当时却是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
    第四，康梁维新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期对列强借“议和”之名在中国肆意勒索侵略权益、建立半殖民地统治的丑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如麦孟华在《清议报》上曾连续发表“本馆论说”，指出列强“议和”的居心：“今外国之倡言恢复和平，非有爱于中国。彼惮于列强之冲突，畏其商务之损失，故各求利益可以暂止，且见我国政之腐败，人心之靡弱，遂决积弊之不能复兴，积弱之不能再振，虽有众民广土，皆为其掌中之物，故观衅而动，徐以图之未晚耳。且和议虽成，而彼干我之权，预我之事，权利既失，精血潜竭，虽曰保全，与亡无异。”（37）“今日之事，非与我中国议和也，实为列国之自议。其和议亦非在于分割不分割也，而在于中国政府之去留。”（38）康有为也写道：“各国托于文明，其灭国皆不欲明言”，“有明割有暗分之道：明割者，各国画地而取之，如波兰焉；暗割者，不废我官吏而抚有之，如安南焉。而其终也，则出分割而已。”（39）1900年12月列强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维新派深刻地剖析了它的侵略性质和严重危害：“今日议和之条款，固不必骇中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国之死命，玩之于股掌之间者也。”“官吏之陟黜，衙署之创废，科举之停举，觐见之礼，无不待他人之命令，受他人之指挥，载之盟章，立为成约，名虽帝国，实则藩邦，若是则失自主权。”“兵器则禁输入矣，炮台则令毁拆矣，首都则置守兵矣，……若是则失自卫权。”“补十国之兵费，出八亿万之偿金，……绞我膏血，且得以此伏我，而监其脑、制我命之生死，不数年间，将与埃及、土耳其同游亡国之轨。”（40）梁启超更一针见血地将列强的在华政策斥之为“灭国新法”，指出其目的在于“以不瓜分为瓜分”，“以我为其奴隶之奴隶”（41）。维新派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揭露和抨击，有助于人们认清列强的侵略手法和本质，唤醒国民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康梁维新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虽然曾一度对列强抱有幻想，并向其寻求支持，但是其基本态度是反对列强侵略的，并未同帝国主义站在同一立场。维新派虽没有直接参加抵抗八国联军的军事活动，但是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广泛揭露和抨击了列强的侵略行为和侵略手法，对国内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失为一种间接的配合，这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