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北方史研究的源起
    关于日本北海道及其周边地域的古代史研究，早在1968年（昭和43年）即已开始。当时，作为北海道古代史协会的支部长三森定男先生带领六名青年研究者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讨，从而也开拓了从日本的北方研究日本史的新领域。
    由于有关北海道的历史文献记载的缺乏及其对北海道在住民族研究的贫乏，因此对北海道及其周邻地区的考古学及民族学的研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
    除此之外，北海道在东北亚地域内起着重要的地理区域的联接点作用，而由此产生了地域文化的共通性。要想了解极东地域的古代文化及在住民族文化的状况，就必须把黑龙江下游及萨哈林岛，北海道及鄂霍茨克海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使得这一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各文化之间的异同点逐渐暴露出来。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阶段的历史与文化的发现正在与在住民族的文化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现代民族的文化的现象正与历史上消失了的民族文化相联接。这种历史文化与现代在住民族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已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北海道与日本本洲、萨哈林岛，萨哈林岛与东北亚大陆的黑龙江流域实事上并没有被大海所绝对的隔离，我们只要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海底岩石的联接以及它们之间相距的很近的事实。那么，它们之间在历史上就必然存在着文化与社会的必然联系。为了现代的和未来的社会，我们不能再无视这一地域在历史与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实事上我们对这一区域历史的实际状态与真实景观还知之甚少。我们要努力去揭示这一地域的神秘的过去才能预知它的未来，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爱依奴文化和日本北海道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真正目的。
    1986年7月日本有关北方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讨论大会， 在北海道的函馆顺利召开了。函馆是日本北海道南部的最大城市，从日本本洲的青森县穿过津轻海峡的海底隧道的终点就在这个地方，因此又有“青函隧道”之称。这次会议确定了日本北海道东北史研究会今后研究的方向和课题任务。
    1986年12月第二次日本北方史研究会在日本本洲弘前市召开，本次会议上成立了弘前日本北方史研究实行委员会。其委员包括北海道地区6名，弘前地区5名，仙台地区10名，东京地区6名，共计27名研究者。除此之外又选出了代表田端宏、顾问大石真正及夏森进，执行委员长长谷川成一，东京事务局局长浪川健治。弘前地区的5名代表是：长谷川成一、齐藤利男、小口稚史、福井敏隆、河西英通。 自此以后，全体委员一致赞成对日本北方史研究的构想与计划，并责成执行委员会组织研究者协力研究。确定了本题目为北海道东北史研究会与弘前市及弘前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研究。
    1987年4月齐藤利男先生在青森市作了题为“关于日本北方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全体参加人员参观了青森县立乡土博物馆。
    1987年7月又在北海道白老郡白老街召开了日本北方史学术研讨会。 田端宏先生作了“幕府末期与虾夷地”的学术报告。天野哲也先生作了“北方考古学的诸问题，从考古学看虾夷”的学术报告。菅野文夫先生作了“试述80年代的北方中世史论点整理”。本次会议参观了阿依努民族博物馆的特别展、北方少数民族展览。
    1987年12月又于弘前市召开了日本北方史学术研讨会，入间田宣夫先生作了“贵种流离谭和北边的领主达”的学术报告。1988年，《日本北方史》第1 集由三省堂书店刊行出版。1988年7月又在弘前市召开了日本北方史研究会议。1990年12 《日本北方史》第2集由三省堂书店刊行出版。
    为了配合日本北方史的研究，日本北海道的考古学界也非常活跃的开展了实地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并与邻国及北海道与周边进行了积极的文化交流与考察。
    从1986年开始，日本与前苏联达成了联合对远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的5年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一大考查计划已经完成。1990年开始，日本学者又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联合考查寻找成吉思汗王陵遗址的5年计划。 这两次大考查计划均由日本千岛大学教授加藤晋平先生牵头，加藤先生本来是搞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专家。因此，这两次考查计划的目的并非只为了某一项研究服务，而是为了在前苏联远东及蒙古。中国黑龙江流域、萨哈林岛、北海道这一广大区域内寻找历史的文化与源流的整个脉络，及其相互影响和移动的痕迹。而在整体上把握整个远东地区历史的过去和发展规律。
    1988年日本北海道博物馆交流协会与前苏联远东萨哈林州乡土博物馆进行了学术交流。
    1989年夏天，日苏两国又对北纬50度线的旧多加湖沿岸的鄂霍茨克文化的贝家遗址进行了共同的考古发掘。
    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共同研究与交流计划。自1990年起日本与中国黑龙江省博物馆及前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州博物馆，以及远东地区中、俄两国的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民族所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91年～1993年，中、日、俄三国进行了多次学者互访和交流。
    1993年11月在日本北海道又召开了日本北方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主题是以“山旦贸易”为主。
    总之，日本自80年代开始对日本北海道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历史与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时间基本上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住民族的状况为止。日本开展北方史研究的目的除上述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主要因素不可轻视。其一，为了纠正和改变日本官方和人们的旧观点：即日本国的民族构成是单一民族的观点应改为非单一民族成份。北海道的现住民族中的阿依努民族是日本的少数民族。其二，近些年来日本国内的一些阿依努民族的社会上层人物及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人物，对本民族在历史上受到压迫和欺凌存在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屈辱感。因此，这种长期沉淀下来的复仇心态，在80年代开始迸发出来，或许这是日本国内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一种叛逆。
    二、日本北方史及其周边文化研究的重点
    从目前掌握的日本北方史研究的成果上看，其讨论的焦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考古学上的鄂霍茨克文化与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同仁文化、 前苏联远东地域的靺鞨文化的关系的讨论。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北海道大学的菊池俊彦先生与早稻田大学菊池彻夫先生。有关鄂霍茨克文化，靺鞨文化及同仁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文章目前在国内已有一些译文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菊池俊彦先生从1970年起开始将北海道及鄂霍茨克文化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同仁文化和前苏联的所谓靺鞨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三者间的关系日渐清楚。此外，臼杵勋先生的论文《关于黑龙江下游特伯夫遗址出土的陶器》一文，对黑龙江口及附近的特伯夫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与鄂霍茨克文化、北萨哈林岛文化中出土的陶器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果这些地区出土的陶器非常相似，由此可以看出黑龙江流域的文化与萨哈林岛及鄂霍茨克文化及北海道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菊池彻夫先生还结合中国古书中对挹娄、勿吉、靺鞨的记述对照考古资料对上述文化做了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比较研究，结果得出了他们之间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异同点。菊池俊彦先生专门著文“鄂霍茨克文化与同仁文化”发表在日本“古代文化”1990年第10期。菊池彻夫则专门写有“靺鞨文化与鄂霍茨克文化”发表在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
    2.关于日本北海道阿依努文化与鄂霍茨克文化及擦纹，文化的关系问题。
    实事上日本北方史的研究重点是集中在阿依努文化上，这是日本研究北海道史，北方史以及日本东北史的主要问题。尤其在擦纹文化及鄂霍茨克文化和爱依奴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表现的突出。为此菊池彻夫先生专门撰有《阿依努与擦纹文化》一文。首先菊池先生对擦纹文化是不是阿依努文化的母体问题提出了疑问。继而又从构成阿依努文化的诸要素中诸如①居住构造、②葬制、③墓制、④器物、⑤狩猎与渔捞工具、⑥熊祭、⑦农耕等多方面与擦纹文化和鄂霍茨克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了阿依努文化中既有鄂霍茨克文化的要素也存在有擦纹文化的特征。很可能是鄂霍茨克与擦纹文化两个不同系统复合后的一种新的复合文化。然而，鄂霍茨克文化是从公元4世纪～13世纪，而擦纹文化正是大约从8世纪～13世纪开始与鄂霍茨克文化走向合流。是否阿依努文化的母体就是这两种文化呢？作者并没有说明。然而，天野哲也先生在其“熊胆考”一文中明确指出：有关熊祭这种文化现象的源流，大致是从鄂霍茨克文化开始，而后渐渐分布到北海道以东地域。北海道以东地域的这种鄂霍茨克文化被擦纹文化集团所吸收，以后又转而向萨哈林岛南部移动，最终形成了萨哈林岛阿依努文化。
    目前对阿依努文化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是熊祭文化。阿依努文化中的熊祭现象与今天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奥罗奇（鄂伦春）文化中的熊祭现象有其共通的文化内涵。鄂霍茨克文化中出土的熊的头骨说明了熊祭文化的重要现象，18世纪急速发达的阿依努民族的熊祭文化现象是对鄂霍茨克熊祭文化的直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