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系统记录其事迹的最早文献为《史记·五帝本纪》。①由于年代久远，《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事迹，很难考实。从知识史的角度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实际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心目中的黄帝形象。塑造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既有古往不同时期的历史依据，也有汉代学者群体及个体的想象。其中的时代因素、真伪问题等都极其复杂。但这些来源复杂的知识通过参与黄帝形象的塑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讨论这一形象的知识来源及文化意义，既可藉此探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历程，把握其数千年来延续、发展的基本线索，亦可以此为角度审视早期史家在中华文明基本特征奠基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下不揣谫陋，从三个方面试作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政治“统一”形象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是一位实现了“统一”，并为维护“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君主。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以前为神农氏统治，神农氏之末，出现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政治乱象，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终通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击败了两个重要对手--炎帝与蚩尤，代神农氏而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②
    黄帝成为“天子”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维护“统一”政权的措施。首先，是使用武力强化统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对不服从管理的地方诸侯予以武力征讨，“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③
    其次，是发展交通加强各地间的联系。《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④司马贞索隐：“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⑤在生活相对封闭，各地经济联系较少的中国古代，通过道路建设加强地区间的往来，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的分离倾向，最终强化统一的政治格局。
    第三，是通过巡守申明天下共主对于地方诸侯的政治统辖权力。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完成了道路建设之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巡守活动：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⑥
    黄帝巡守各地，有大批军队随行：“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⑦显然，这里面亦包含以武力镇服地方，维持统一的意义。
    最后，是设置专门的官员统领并监视地方诸侯。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所任官员中，即置有“左右大监”，其职责是“监于万国”。⑧置监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维持统一。
    以上四个方面，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政治“统一”形象的主要内容。结合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这些内容，实为采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综合而成，其中还包括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
    首先，关于“统一”的模式，《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事实。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针对诸侯的“统一”战争，并不以兼并为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地方诸侯对天下共主政治权威的服从。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会解除武力强制，即“平者去之”。⑨张守节正义云：“平服者即去之”，⑩这种“统一”模式，从知识来源上看，正是夏、商、周王朝时期国家“统一”模式的反映。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政权体制、国家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王朝“天子”被共尊为天下共主，王朝呈现出“统一”的形态；另一方面王朝内部又诸侯国林立，所谓“天子”实际并不能管理各诸侯国内的政治。
    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汉代，但他并没有用秦汉王朝的统一特征描述黄帝的“统一”形象，说明他对不同历史时期“统一”内容的差异有着清楚的认识。不过，黄帝时期是否已能达到夏、商、周王朝政治的“统一”形式，并无确定的史料可以证实。因此，从知识来源看，黄帝的政治“统一”形象，实际是由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塑造的。
    需要指出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描述黄帝时期政权的更替模式，在夏、商、周历史的基础上又做了一定的修正，并吸收了尧、舜、禹时期和平禅让的历史经验。夏、商、周时期的王朝更替，都是后一个王朝用武力推翻前一个王朝取而代之，而黄帝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虽使用了大量的武力，但其武力的矛头却不是指向前朝统治者神农氏，而是暴虐诸侯，并与之争夺共主地位的蚩尤与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又云，“炎帝欲侵凌诸侯”。（11）这与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的历史都显然不同。此外，黄帝是在诸侯的拥护下成为天下共主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明显又吸收了尧、舜、禹禅让方式中的原始民主因素。总之，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创建的“统一”模式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尧、舜、禹及夏、商、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
    其次，《史记·五帝本纪》所述黄帝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维护“统一”的举措，应主要是采用秦王朝的历史经验铺衍而成。前文已述，开筑道路加强各地联系，是巩固“统一”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劳动工具以木、石材料为主的远古时期，大规模的“披山通道”根本做不到。战国时期，在铁器冶铸技术取得飞跃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事大规模的道路开筑活动。而要修建全国性的道路网，更需全国政令取得实质性统一为前提。是以只有到了秦统一天下后，才有条件修筑了广通四域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2）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披山通道”，应是司马迁据秦统一之后的历史事实所做的想象。
    第三，《史记·五帝本纪》述黄帝为维护“统一”而巡守天下，应既有部分的事实依据，同时又有儒家的理想化设计。巡守制度是先秦时期为加强政治“统一”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尚书·舜典》即载帝舜的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