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王制》亦载天子巡守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14）
    巡守制度除具有前文所提到的强调天子共主地位这一象征意义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统一各地的风俗、礼仪、文化及科技，如“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等。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的离心倾向，维护王朝的政治“统一”。夏、商、周时期，王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相对松散，为维护王朝的“统一”，推行这种制度十分必要。因此，传世文献记载的巡守制度，有其历史依据。但是，黄帝时期是否需要并能够实行这一制度，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证明。此外，巡守制度的记载又大多出自儒家文献，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入儒家理想化政治设计的成分。例如，天子巡守的地域范围、所推行的政治举措、制度化的时间周期等，都可能是儒家根据后代政治发展的状况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增饰出来的，不可尽信。总之，《史记·五帝本纪》所塑造黄帝形象的这一部分，包含了历史的真实与理论的想象两个方面。
    第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应是依据西周故事推衍而成。西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确有置监一事，《汉书·地理志》载：
    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15）
    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应监”、“艾监”等称呼。（16）在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中，监是由王朝中央派出，负责监督地方的特殊官员。（17）监的设置，是先秦时期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日益加强的直接后果。西周以前，夏、商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还达不到直接设监的程度。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而西周时期，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8）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置监，“监于万国”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的记载，只能是据西周时期史实而做的拟构，不可能是黄帝时期的实际制度。
    综合上述，《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政治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早期文明众多政治实践及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
    二、农业经济形象
    除实现政治“统一”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还在发展农业经济及推动远古农业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首先，黄帝非常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击败蚩尤与炎帝，做了各种准备，其中就包括发展农业经济，即“艺五种”。（19）司马贞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裴驷集解引郑玄：“五种，黍、稷、菽、麦、稻也。”（20）司马迁并没有把种植五谷的发明权归在黄帝名下，但无疑肯定黄帝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按《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记此段文字，原文为：“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21）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前者为“设五量”，后者为“艺五种”。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汉书·律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度，计量也。”（22）因此，“设五量”应主要与商业活动相关。两种文献比较，说明《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作者似乎更关注黄帝时期的商业发展，而司马迁创作《史记·五帝本纪》则更强调黄帝时期的农业发展。
    其次，推动历法进步。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法知识的进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时播百谷草木”，（23）张守节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24）能够做到顺四时之宜，必然是以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为前提。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天文学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及“迎日推策”（25）等，历来注家解释不一，但都应与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有关。
    第三，发展养殖业。农业社会，家畜养殖是最重要的经济补充之一，黄帝的事迹中也包括发展养殖业。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淳化鸟兽虫蛾”。（26）司马贞索隐：“言淳化广被及之”，并没有解释何为“淳化”。按《说文》云：“淳，渌也。”（27）“渌”，《说文》又作“漉”，“漉，浚也。”（2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浚，抒也”。云：“挹也，取诸水中也。《春秋经》‘浚洙’，《孟子》‘使浚井’，《左传》‘浚我以生’，义皆同。”（29）是浚有疏浚、疏通之义，引申则有治理之义。化，《说文》云：“教行也”。（30）因此，所谓“淳化鸟兽虫蛾”，显然不能是道德感化，而应是管理、驯养各种“鸟兽虫蛾”，即发展家畜养殖业。张守节正义释“虫蛾”云：“（蛾）又音豸……《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按《史记·五帝本纪》云：“嫘祖为黄帝正妃”。（31）嫘祖，又作雷祖、螺祖、儽祖等。罗泌《路史》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32）是《史记·五帝本纪》“虫蛾”之说，或与儽祖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有关。
    第四，奠定农业经济的优良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保持良好和谐的互动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能够“节用水火材物”，（33）张守节正义云：“节，时节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34）这说明黄帝已经在历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环境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上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在农业科技方面所做贡献。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形象是由远古时期中华文明数千年农业科技的进步史实共同塑造的。
    中国是世界栽培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1.2万年前后，原始栽培农业在我国的南北地区同时出现。（35）随着栽培农业的进步，家畜养殖也很快发展起来，在众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迹中，即发现有华夏先民驯养猪、犬、羊、鸡、牛、马等家畜的证据。传世文献对此也有不少记载。如周人始祖弃，史载其“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号曰后稷”，（36）对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37）杜预注：“烈山氏，神农世诸侯。”这说明为发展农业做出贡献的并不只周人祖先弃。另外，黄帝之前的神农氏，既号“神农”，也一定与发展农业有关。驯养家畜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世本·作篇》云：“胲作服牛”。宋衷注：“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作篇》又云：“相土作乘马”，（38）宋衷注亦以为黄帝时人，但据王国维考证应皆为商人祖先。（39）《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艺五种”、“淳化鸟兽虫蛾”的形象塑造，其知识来源正是我国早期栽培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
    制历科技的进步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40）根据候鸟的行踪判断季节，应是人类制定的最早历法之一物候历。《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41）以观察大火星（心宿二）的运行判断季节的更迭，古称“火历”，相对于物候历而言，在精确度上已经有很大进步。由于“大火”星的观测比较简易，因此在先秦时期，“火历”可能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判断季节的基本技能。《诗·豳风·七月》即已出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42）之习语，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发展，最终导致太阳历的出现，即通过观测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长来确定一年的长度，并判断季节的更迭。《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期曾令羲和四兄弟通过观测日至制定太阳历：“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伪孔传：“永，长也，谓夏至之日。”（43）“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伪孔传：“日短，冬至之日。”（44）帝尧时期是否已经能够制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45）的太阳历，学术界一直有争论。2003年，山西襄汾陶寺距今约4000年遗址中发现了“最早观象台兼祭祀台遗址，它是由观测点、夯土柱和柱间狭缝组成，用于观测日出方位变化，确定回归年长度来制订历法。”（46）可以证明帝尧时期人们已基本掌握了通过观测太阳运行来制定太阳历的技术。《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迎日推策”及“旁罗日月星辰”等，反映的正是我国远古时期历法科技进步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