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历志的编纂，是清初科学界与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西学中源说”又是当时以及后世学界颇为流行的风潮。因此，《明史》历志纂修过程中“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与反抗，便成为学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本文仅从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关于《明史》历志的不同旨趣与影响，就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的具体案例作一探讨。
    一 “西学中源说”：黄氏父子之态度、背景与影响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是“西学中源说”的较早提倡者之一，其《叙陈言扬句股述》（1679）云：
    句股之学……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1]
    黄宗羲既倡“西学中源说”，这不能不对其修志思想产生影响。黄宗羲曾专为郭正中作传，即《黎眉郭公传》（1677）。[2]崇祯丁丑（1637），郭正中被举纂修历法。时言历者四家，除原设之大统、回回而外，别立西洋为西局，布衣魏文魁为东局，彼此排击，言人人殊，纷若聚讼。据黄宗羲载：
    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灵台测验，月食则公法与西法相去止七十余秒，日食则公法与西法相去止六十余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历法之验，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真，西法犹后天一刻五十分，惟公独合。
    以上这段文字，不见于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号不失，晚号黄竹农家，黄宗羲季子）《明史·历志》以及定本《明史·历志》。此处的“其年”，从行文语境来看，当指崇祯十年丁丑，即1637年。依黄宗羲所记，这两次灵台测验，当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夜望月食和十二月朔日食。这与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以及定本《明史·历志一》（基本上是黄百家《明史·历志》稿本卷一和卷二之缩减本）所载崇祯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以及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有出入，原由待考。
    黄宗羲接着传述道：
    公以诸法有所短，亦有所长，有时离，亦有时合，会通四家，而后可以求无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为佐；公欲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因言自尧舜以迄今日，历岁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间修改七十余次，创法十有四家，未有专从外国而毁弃中华者。故西人之《崇祯历书》虽成，而颁朔仍行大统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宠于上，遂赐公金币，出就原官。
    郭正中“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与自古“未有专从外国而毁弃中华者”的治历倾向，颇合黄宗羲“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之旨趣，故他对郭正中的主张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欣赏之情。
    与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和王夫之等明遗民因亡国之痛在文化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而主“西学中源说”相比，作为新生的一代，虽然也少遭离乱，但黄百家的历史包袱相对要轻得多，加之1680年代后半期在京的见识--特别是与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昇、安多、毕嘉和白晋等人的密切交往包括虚心求教，使黄百家对中学、西学及其关系有了比较客观与公允的认识。[3]譬如，“郭氏之弧矢割圆，创术奇矣。顾欲得一算，展转推求，历久始得，甚繁难也。平心论之，实不如西术之三角八线，又简便又精密。”[4]“……至元郭守敬治授时，承前世历法七十余改、十有二创之余，更出精思，用句股实测、弧矢立算，其所考正凡七事、创法凡五事，历法至此可谓集大成矣。然而纬道未备，不能究五行之细行；而于交食，则犹有失推者，总不若西历之精密也。”“西人制器，无器不精。水使锯纺，钟能自鸣。重学一缕，可引千钧。种种制作，不胜具论。”[4]（“眼镜颂”）反映在修志思想上，黄百家对“西学中源说”未着一字，相反，却能够对西方科学以及来华传教士的科学素养予以明确称赞。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一：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继龙华民、罗雅谷、庞迪峨、邓玉函、熊三拔、汤若望等先后至，玛窦等俱精天文历法。盖彼国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聪明绝群之士，聚而讲之，为专门之学。
    这段文字，在汤斌、王鸿绪以及梅毂成稿本中均被删除。黄百家以上“盖彼国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聪明绝群之士，聚而讲之，为专门之学”的议论，其实就是对“西学中源说”的直接挑战！--在黄百家看来，西方天文历法源头既古，又以此为大事，“五千年以来”绵延不辍，“为专门之学”，因此是与中学独立并行，自成体系的。
    同样，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一在评述郭正中时说：
    崇祯二年（1629），议用西洋法，命礼部侍郎徐光启董其事。时则又有布衣魏文魁之历，代州知州郭正中之历，俱诏立局测验，连大统、回回、西洋共五局，内廷亦立仪器，临测参校累年，西法独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