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武英殿修书处共同创造了清代中央官刻书的繁荣，是清代出版印刷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是其比较重要的一项活动。从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金埴《不下带编》对曹寅刻书活动的记述[1]，到民国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对扬州诗局刻书的情有独钟[2]，之后谈版本、出版印刷史的论著都在说曹寅刻书，但真正研究曹寅刻书的并不多。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是第一篇全面考察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论文，挖掘第一手文献，论从史出，堪为典范[3]。谢国桢《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介绍金埴“康版”之说，并对金埴推崇曹寅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认为曹寅是康熙朝开精写精刻之风的代表人物[4]。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对曹寅在扬州奉旨刻书、楝亭藏本的刊刻、殿本与扬州诗局刻书、以及“康版”问题等，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辨析，时有灼见[5]；李致忠《清代刻书考述》[6]、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7]、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8]、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9]、吉少甫《曹寅刻书考》[10]、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11]等等，都对曹寅刻书做了深浅不同的论述，曹红军《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12]及其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13]对扬州诗局与扬州书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 The K'ang- His Emperor）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探讨曹寅生平功业的论著[14]。还有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15]及一大批目录著作。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曹寅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谈谈自己的研究观点。
    一、扬州诗局与《全唐诗》的刊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十七日，驾幸苏州，驻跸行宫。……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升转。”[16](P677－678)《进全唐诗表》也说：“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讷、臣从律、臣士鋐、臣树本、臣鼎晋、臣汪绎、臣嗣瑮、臣梅等校对。”[17](P4)可知这时间是无误的，此为受命由来。其时曹寅的本职是江宁织造（官署在今南京），并正在首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内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下发给曹寅后，即着手安排编校人员。《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驻跸苏州，彭定求等“俱赴行宫叩贺”，三月二十日，“赐苏州各乡绅彭定求等每位茶食，满点一盘”。康熙帝探问了彭定求的病，赐其御书新诗一幅，说：“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闲事。”“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定求在局二载，竣事即还，亦未尝销假也。”② 三月二十二日“传上谕，谕江抚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钦召纂修书史”[18](P601)。四月初六日，“驻跸杭州，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题目赋得……”[18](P605)，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又召在省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等进宫朝见考诗”[18](P611)。这里彭定求、汪士鋐、汪绎、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九位都已出现，虽然有几位没有“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钦召纂修书史”这样的文字记载，但结合曹寅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的奏折：“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钦此。”[19](P32)我们可知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十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彭定求也说：“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简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余林居既久……”[20](P741)为什么起用江浙两省在籍翰林？周勋初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任务紧迫，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就近”的原则，临时凑起的一个班子，这也表明这项工作似乎并不是早有完整的计划然后按部付之实践的[3](P186)。周勋初在文中还用朱彝尊《合刻集韵类编序》的记载印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法两者的一致。那么，从“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21](P1725)，到康熙四十四年，也有两年的时间，完全用不着这么匆忙，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曹寅奉旨的同时，就领到了《全唐诗》的底本。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在征引了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唐诗统签”条，并略述诸家记江宁（曹寅）收唐诗事后说：“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诗》，其意殆曹寅启之，康熙特以名义条件为助耳。”[22](P344)周氏此疑当是胡适所说“大胆的假设”，但无法“小心的求证”，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宋荦记载“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也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17](P2)可知康熙帝颁发《全唐诗》一部，命曹寅刊刻是确凿无疑的。
    康熙帝颁发给曹寅的《全唐诗》就是季振宜编辑的《全唐诗》。扬州泰兴季振宜为清初藏书大家，凡宋元旧刻及其钞本，几乎无所漏略，其编次的《全唐诗》有717卷。季振宜《全唐诗序》说：“顾予是集窃有因矣。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记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以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③ 顾崧于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晦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全唐之诗，庶几备矣。先生之功，不亦伟哉！”[23]季振宜《全唐诗》原稿本（即底本），或整书、或剪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予顾崧。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的题辞：“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游迹半天下，与太兴季氏交最逆。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24]周麟所谓的“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全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以后是经顾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访辑经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叶德辉说：“其后季氏之藏，半由徐乾学传是楼转入天府。”[25](P254)徐乾学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季氏《全唐诗》入宫时间应在此之前。这部誊清的“正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在第五次南巡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正如周勋初指出的，《御制全唐诗序》“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的“所有”只是一个从属词，并不是康熙帝将内府所藏各种唐诗版本都交给曹寅。曹寅在扬州设局刻《全唐诗》时，从康熙帝那里只领到一部季振宜的《全唐诗》[3](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