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将扬州诗局建在天宁寺，并全身心地投入诗局的工作④。天宁寺在扬州城北，为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晋代为谢安别墅，晋安帝义熙年间就别墅建寺，有尼泊尔名僧在此译《华严经》，历史悠久。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南巡，康熙帝都曾驾幸天宁寺，足见康熙帝对此寺的重视。而且天宁寺寺宇宏敞，便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工作。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臣因掣盐往来仪真、扬州之间，董理刻书，随校随写，不敢少怠，谨此奏闻。”[19](P32)八月十五日奏折：“但臣盐务任满，即匍匐谢恩，以伸伏马恋主之诚。所有诗局写刻人工，虽经细心挑选甚多，而一二细碎事务，亦所时有，拟于暂交臣李煦代为管理，俟臣回南，仍归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误。”[19](P33－34)表明曹寅在盐差任满进京谢恩的时候，诗局工作才暂交李煦代为管理，一俟谢恩事了，回到南方，仍亲自管理诗局之事，不由现任盐差李煦照管。
    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可能是丁忧居丧的缘故，七月一日仍未到局[19](P32)。
    曹寅、彭定求等人即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参考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等书，开始制订新编《全唐诗》刊刻凡例。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上分别写道：“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欣欢感激，勤于校对。其中凡例，钦遵前旨，除一、二碎细条目与众翰林商议，另具折请旨外。”[19](P32－33)“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员，商酌校刊全唐诗凡例，进呈钦定。”[19](P33)《御制全唐诗序》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17]（P2）从此中可以看出曹寅是遵旨草拟凡例，以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作为基础，应该是康熙帝的旨意。周勋初在详细考察《全唐诗》成书经过后，指出“季振宜的《全唐诗》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二书都是扬州诗局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但在开始分派任务时，则是以季书为底本，御定《全唐诗》中各家诗人集子中的作品编次差不多都照袭季书，因此，季振宜《全唐诗》是更为重要的编写依据。”[3](P195)《四库全书总目》说：“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21](P1725)有些含糊其词地降低了《全唐诗集》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库全书馆臣不了解《御定全唐诗》的实际编书情况。周勋初说，因为乾隆时特殊的政治情况，“不便强调季书的重要作用”，四库全书馆臣故意颠倒事实，“玄烨把季振宜的书交给曹寅刻印，提到季书时不提编者姓名，曹寅等人也不提该书具体情况，颇有存心攘人之美的嫌疑”[1](P195－196)，则是偏激之词。当时无论是康熙帝还是曹寅，都无意攘夺季振宜编书之名，《御制全唐诗序》及《御定全唐诗·凡例》都有明确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即据以叙述，可证康熙帝、曹寅并无攘名之嫌。
    《全唐诗》刊刻的凡例、规制等细节均需由康熙帝钦定，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至十月的奏折中曾多次请示。《御定全唐诗》凡例共23条，在体例上破除了前人编选唐诗时，用初、盛、中、晚四期以划分唐诗的标准。例如第十条写道：“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人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必仍初、盛、中、晚之旧，割裂年代前后悬殊。”[17](P3)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编排，仍先帝王后妃宗室之作，后百官士人之诗。《全唐诗》所收诸家诗前后次第比较系统连贯，且其校勘颇善。凡例中论述校勘的，如第十七条有关诗集所凭版本问题的论述：“诗集有善本可校者详加校定，如善本难觅，仍照全唐、统签旧本，以俟考证。”[17](P4)精选版本，兼及石刻。“集外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应旁加搜采，次第补入，以成全书。”[17](P4)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断碑残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21](P1725)。为删除芜杂，补拾遗漏，曹寅“遣人四处访觅，添入校对”[19](P33)，这些都保证了校刊的质量。从《凡例》不难看出，曹寅等人并不是简单照搬他人成果，而是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前提下，精心创建了《全唐诗》的新体系，因而才赢得了行家康熙帝“凡例甚好”[19](P33)的嘉奖。
    适值此时刻书中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全唐诗》自然不能例外，曹寅对此特别重视。要写刻这样大部头的书籍，书写尤须精工，曹寅特上奏康熙帝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19](P33)为此，曹寅于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并不惜因此而延误整个项目的进程。《全唐诗》字体参用唐代欧阳询、元代赵孟頫的笔迹，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写得一笔不苟。这是由于曹寅特别重视手写上版“写刻”的结果。因为字体风格独特，所以一举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杰作、康版的典范。
    在一切都停当之后，曹寅乃“钦遵校刊”，正式进行《全唐诗》的编校写刻。翰林们勉力校勘，“疲腕勉为舒，昏眸庶复拭。”[26](P6b)汪绎有《和忍斋校书述怀叠韵见示》云：“唐贤千八百，分校百之十。勘雠俨对簿，出入多恐失。”[27](P197－198)，可见其认真之状。彭定求也说他：“其在扬也，客舍凄清，庖湢不具。散帙编摩，订疑晰误。虚怀咨访，心手交悴。每当朋曹广坐中退然若不胜衣。……而血疾时作，作亦旋止。与余别时，视君颜色固当无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20](P742)汪绎素有血症，驻局初期“血疾时作，亦旋止”，渐而“病来益颓惰，研匣经时拭”[27](P197－198)，病入膏肓。合查嗣瑮《东山将归常熟》[28](P96)和汪绎《次韵答忍斋查浦送别》二诗观之，四十四年（1705）秋汪绎即回籍调养。后或再赴而返，次年五月十二日病故。是时，“遗孤尚在乳抱”⑤。彭定求有诗悼曰：“才名籍甚动簪绅，仙骨姗姗本轶尘。匝岁论交情似旧，魂销一别甫经旬”。“缘何呕血事酸辛，词翰研精便损神。从此骚坛风月地，共应垂泪惜斯人。”[29](P6a)沈三曾在诗局期间，与彭定求“短榻同听萧寺雨，扁舟并采野塘香”[30](P14b－15a)，最为亲密。曹寅四十五年七月初一的奏折将其列入“有病或告假者”中，但未提及病情，不久病故。两人可算是为编校《全唐诗》而殉职的了。坚持到参加了四十六年上半年校刊《全唐诗》的结束工作的，现查到的有彭定求[31](P248－251)、汪士鋐[32](P367－369)、查嗣瑮[33](P745)三人。
    曹寅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19](P34)《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⑥。校刊翰林们已完全领会了康熙帝的要求，编校中再无疑碍。写手刻工经过前期的培训磨合，俱已熟练，进展神速。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在雕版印刷时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⑦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19](P40－41)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⑧ 《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17](P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全书分装12函，函10册，是为《全唐诗》初印本，无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现在谈《全唐诗》版本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该初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