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就说：“‘扬州繁华以盐盛’。清代扬州雕版印刷也是随着盐业的发展而兴盛。第一件相关大事，是康熙皇帝命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设局，刊刻《全唐诗》等内府古籍。既是刻内府古籍，为何命盐政官员在扬州设局办事？对此，旨意没有明言。曹寅主持刻过近三千卷内府书籍，清廷没有下拨所需经费，而是由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这一事实表明，康熙皇帝命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本意就是要财力雄厚的扬州盐商承担这项巨额开支。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两淮盐运使曾燠在扬州设馆、设局，编校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据说用了60万两银子，也是由两淮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同治、光绪年间设于扬州的淮南书局的刻书经费，‘仍于（盐务）裁减成本项下开支’。除了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三大官书局之外，清代两淮盐政官署和两淮盐政官员刻本也很多，所需经费差不多均在‘运库’中开支，实际上也是由扬州盐商付出。官方大量刻书是好事，如果没有盐商的财力支持，恐怕这类好事就难以办成。今天谈论清代扬州官刻本的丰硕成果，不能不承认扬州盐商的巨大贡献。”[15](P53－54)
    这么多学者几乎是众口一词！但关于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从上引诸家之说，可知他们都没有确切的说法依据，无论是说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还是说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或是说扬州设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羡”，或是说是由盐政让扬州盐商支付，都是臆测之词，原因就在大家以为，“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说是“经营盐务余款”，“经营盐务余款”究竟什么意思，可能并没有深究过。
    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已知此乃“钦召纂修书史”[18](P601)；从体制上说，扬州诗局属于清政府的临时修书机构，清代类似这样的临时修书机构，至少在康乾时期有不少，如乾隆时为翻译刊刻《清文翻译全藏经》而设的清字经馆，这些在《清会典》中都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档案中的零星记载，知道它们的归属。康熙帝钦点十翰林，“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39](P5307)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奏折云：“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钦此。奏请圣旨，钦遵咨行江苏巡抚臣宋荦，移咨吏部、翰林院衙门。俟刊刻完日，该衙门一并具本奏闻。”[19](P32)康熙帝原定以九人之力编校《全唐诗》，后临时决定增至十人，让俞梅就近从泰州到扬州参加诗局工作。那么这些翰林的俸银、办公银等，应该是由清廷支出，通过户部由正项银粮内拨放。“江宁织造衙门岁支俸廪、粮料等项，案经前督臣准有部文，另行报销；续于奏销钱粮等事案内，准户部咨覆，江南总督阿席熙疏称：江宁、京口满汉官兵及织造衙门并安游等营，岁支本折银粮数目，自康熙拾柒年为始，交与江宁、安徽贰巡抚奏销”[19](P11)。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我们只见到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两份奏销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19](P3－5，11－13)，可见档案还有很多散佚。“于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面奉圣谕：‘除修理机房、船只、停支买办银两三件准行外，惟制帛、线罗、诰命，每年应用若干，工部现存若干，须核实再一并启奏。’”[40](P57)这时《全唐诗》已经刊刻完毕。但《全唐诗》毕竟是奉旨修书，一切用度开销无论从哪里支出，是江南织造开支，由两淮盐政支付，还是内务府开销、户部核销，总是要奏销的，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奏销档。倒是《与曹寅会陈织造事宜六款折》的最后说：“臣等仰荷殊恩，报效无地，而巡盐银内，尚有余剩，请自戊子纲为始，前项银两于多得余银内支用，年终造册报销，永远定例。此臣寅、煦公同筹计，倘荷圣裁，并赐准行，则藩司、驿道既免支解之烦，而织造不至惧工，地方永戴皇仁矣。”[40](P59)揣其文意，可知（1）即使是动支巡盐余银，也是要“年终造册报销”的；（2）在曹寅、李煦上此折并得实行此策之前，是并不曾动支巡盐余银作为公用的，此巡盐余银当是巡盐御史的“陋规”。再则，两淮巡盐御史并不是曹寅长期的职位，而只是兼差，且要与苏州织造李煦隔一年一换。具体轮换时间李煦在奏折中有明确记载，“窃两淮盐差，向于十月十三日到任，次年十月十二日满差，此每岁相沿如是也。”[40](P225)则曹寅到扬州兼管盐差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到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到四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和四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到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共四任。其余时间都是由李煦轮管盐差。而编刻《全唐诗》康熙帝只交给曹寅一人，与李煦无关，即使如大家所说的编刻《全唐诗》是动支巡盐余银，也只能在曹寅兼管时才能办到，当李煦兼管时怎么办？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否定上述学者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羡”的说法，应肯定扬州诗局的经费来自国库，至于实际从哪里支出，还有待档案资料的新发现。
    再则，编刻《全唐诗》究竟用了多少银子，也有待探讨。
    三、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学界没有认真地讨论过，黄进德、窦秀艳曾各自归纳过几大原因。
    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归纳康熙简派曹寅董理《全唐诗》的四大原因：（1）曹寅能诗善词，也喜作戏曲，颇以文学自负；（2）曹寅自称有“聚书之癖”，楝亭藏书为《全唐诗》的校刊提供了方便；（3）这批闲散家居的在籍翰林都是懒散惯了的宿儒或病号，曹寅具有较高的管理才能；（4）曹寅工作审慎负责[11](P195)。
    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康熙皇帝为什么把内府刻书改在扬州？可能有如下原因：（1）时局稳定，江南物价平稳，人民富足，文人士子沉浸在盛世之乐中。趁此时机使天子之风化自北及南，粉饰太平，巩固其思想统治。（2）江浙一带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荟萃、藏书刻书最富之地。特别是江苏的南京、昆山、苏州、扬州等书肆所刻图书，学者较为重视，影响也最大。曹寅自称有“聚书之癖”，藏书十万册，也算是一位中等以上藏书家。从《楝亭书目》可以看出，曹寅作为诗人比较重视收集整理诗文材料，其收藏的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就有近百种，其中较多宋本、旧本，这些丰富的材料有利于《全唐诗》的刊刻。（3）东南一直是反清活动频繁地带，曹寅在江南为官二十多年，结识了不少明遗民中的重要人物。《青溪文集》谈及曹寅在江南的盛况时写到：“及公（曹寅）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曹寅以他的文才、胸襟气度、政治地位广泛结交名人，成为江浙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让曹寅主持这项文化盛事能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另外曹寅和康熙皇帝还有特殊的关系，曹寅的母亲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自幼侍读东官，并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康熙皇帝6次南巡有4次住在曹家，他非常了解曹寅，把这个重任交给曹寅，可谓知人善任。于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南巡时就指令曹寅设立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