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全唐诗》再印时，康熙帝谕旨在书前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曹寅为此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十日奏：“臣于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诗，久经告竣进呈，此皆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臣同诸官不过较字督工。今准翰林咨，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名，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19](P83)对于这个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全唐诗》版本，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再印本，而不是初印本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是因为比较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这两种版本的《全唐诗》，不只是后本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两个本子的版心尺寸也略有差异。这当是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书版，到康熙五十年再印时，书版发生了收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的《全唐诗》，应该就是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康熙五十年再印本，这是需要指出的。
    《全唐诗》雕版的板片因曹寅的关系收藏在江宁织造局里，道光四年编刊的《上元县志》卷末《遮佚》曾记“《全唐诗》板藏织造汉府”，但其后下落不明。而稿本《如我谈·新〈全唐诗〉木板》中却有记述：“汉府存贮康熙间《全唐诗》木板一分，计十二部。每部十本，共十二架。每年刷印若干，即责成案书陈瑞承办。自夏月江溢为灾，未能移避。迨予至时，业已架倾，板漂过半矣。予咎难辞，为一生之憾事也。”⑨ 由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坦园莅任江宁织造局以后，曾逢长江洪水泛滥，由于交接脱节，事出仓猝，对《全唐诗》板片没有采取“移避”措施，半数以上一被大水冲掉了。陈坦园为此惋惜不止，抱憾终生！⑩
    二、扬州诗局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
    近代版本学家陶湘在为《清代殿版书目》写的序《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说：“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字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2](P65)陶湘自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六（应为“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按代为次，编目以存”[2](P68)，对殿版书有长期的研究，因而他的说法影响很大，“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长期以来几被奉为圭臬。
    谢国桢在《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一文中说：“这里指的‘康版’，就是在康熙四十年间指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扬州诗局训练名手雕刻《全唐诗》的事情。这件事，是由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以盐余的款额，承担起来设立扬州诗局编刻《全唐诗》的任务。”[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说：“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陶湘说是来自两淮‘盐羡’，大致可信。这种官办书局，经费充裕，其规模非私营书坊可比，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刻成写刻精美的《全唐诗》九百卷，没有雄厚的书写人员、刻印、装订工匠等出版力量是不可能的；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十翰林一类钦定人员之外，还应拥有一批校勘和办理事务的人员。……”[5](P148)
    白新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槽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在扬州创办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即扬州诗局。由于经费充足，经营人员用心督课，故刻、刊、校、印都非常认真，因而质量很高。”[34](P354)
    卢秀菊在《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中说：“扬州诗局由曹寅（1658-1712）所设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693-1712）任职江南织造局，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四十九年（1710）四度兼领两淮盐政。因两淮盐政岁入丰腴，通常由内务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职。曹寅和皇室关系密切，清帝特命数种图书交由扬州诗局付梓。由于财源丰富，扬州诗局刊刻本以精美工致著称。”[7](P52)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曹寅刻书的费用，即来自于盐政。”[10](P223)
    张志强在《江苏图书印刷史》中说：“江苏地区与内府刻书活动有关的便是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扬州诗局，它受康熙帝指令，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曹寅以盐余款项筹建了扬州诗局，同时亲自主持扬州诗局的校勘古籍工作。”[35](P103)
    祁美琴在《清代内务府》中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支出时，指出刻印书籍是织造官员的四项重要支出之一，她说：“康熙年间，为网罗江南名士，曹寅、李煦等曾几次受命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每次刻印少则几十部，多则上千部，其所需费用也主要由织造自己筹措，花费不少的银两。”[36](P239)这里虽然没有说是代理盐差的收入，但作者在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时，代理盐差的收入却是一个重要的进项，因而这里就暂且把它归在这里。
    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说：“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37](P401)
    韩文宁在《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中说：“曹寅以盐款，筹设扬州诗局并首刻《全唐诗》。”[8]
    黄进德在《曹寅与扬州书局》中说：“近人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尝谓，书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课耗羡。由此看来，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因此留下了一大笔亏空，以致遗累后人，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11](P203)
    肖东发在《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说：“清代内府殿本也曾设立分号--扬州诗局。该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皇帝命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四十四年七月就召集文人，训练刻工，编纂和雕刻《全唐诗》。……从扬州诗局的受命成立、经费来源、主管人的身份及其服务对象，都说明它属于内府刻书，再看《全唐诗》的字体、纸张、雕刻、刷印、装帧等，也与武英殿本具有同样风格。”[38](P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