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只要稍作分析，就能肯定归纳的这几点实际上都难以成为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的原因。上节讨论的大家以为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也就是说康熙帝要利用江南的财力，虽然让笔者给否定了，还不失为以前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个论点，除此外，大致还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说因为扬州有刻书的传统。
    严佐之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玄烨派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当时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是最繁华的都市，号称‘两京两州’，刻工印匠也多集中在江南，技术力量较胜于京师。……扬州诗局刻本在苏、扬地区优良刻书传统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开创出康熙版式的时代风范，并以精详的校勘文字，而成为清代官刻本中的典范。”[41](P73)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因盐业而著称的繁荣的都市。到了十七八世纪之交，扬州经济更加发展，文化和出版事业也随之发达起来，成为江南的刻书中心之一。曹寅在《广陵载酒歌》中有句形容：‘广陵载漕船满河，广陵载酒车接轲。时平政和粟米贱，官闲事少宾朋多。从来淮海盛文宴，近时翰墨崇贤科。……’（见《楝亭诗钞》卷六）”[10](P221)。
    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说：“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三月十九日，康熙帝指令曹寅设立扬州诗局，为内府刊印书籍。当时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是最繁华的都市，号称“两京两州”，而刻工印匠多集中在江南，技术力量较胜于京师。”[8]
    ［美］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中说：“1705年第五次南巡中，康熙皇帝命令后来任两淮巡盐御史的仆从曹寅在天宁寺故址设立一个钦办的印书坊。设立此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承担清朝第一项大文化工程，出版《全唐诗》。……由于扬州至少在清朝伊始就有了活跃的官方的印书坊和不计其数的私人出版商，因此在当地雇佣娴熟的技工是最有可能的。”[42](P207)
    确实，江浙一带在明清一直是人文荟萃、藏书刻书最富之地。特别是江苏的南京、昆山、苏州、扬州等书肆所刻图书，学者较为重视，影响也最大。但有刻书传统的地方很多，扬州固然有刻书的传统，但此前所刻未必有武英殿刻得精美。
    二是说内府编书日益增多，由于修书处技术力量不足，新开一个印刷机构。
    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说：“康熙四十年以后，内府编书日益增多，由于修书处技术力量不足，有些大型图书还发交地方官员捐资承刻于扬州诗局或苏州诗局。如《全唐诗》为通政使、江宁织造曹寅承刻……”[43](P144)。
    台北故宫博物院“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图书特展”就说：“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图书雕印量倍增，康熙皇帝遂命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其字体秀丽，别具一格，世称扬州诗局本，由于是奉敕雕印，所以也算政府出版品的一种。”[44](P5)
    这里需要稍作一辩的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把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等归为“局刻本”，则显然是仅据扬州诗局之名，与后来的官书局混同了，虽然张秀民在“武英殿本”题下，曾提及《御定全唐诗》，在“局刻本”题下也曾说：“曾国藩先令莫友芝采访遗书，同治二年首创金陵书局于江宁铁作坊，是为官书局之始。”(11) 但显然在认识上还是模糊的，其把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等归为“局刻本”的观点需要纠正。
    三是说曹寅是个最合适的选择。
    ［美］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说：“1705年4月12日第五次南巡时曹寅接到刊刻《全唐诗》的旨意。如此康熙为清朝著名的大型文集编纂工程开了先河；这是他获得自信感和稳定感的标志：通过军事镇压吴三桂和噶尔丹，他得到了‘武’的称号，现在他也要确保‘文’的名声--文治的皇帝，尽管他没有汉族血统，也要证明自己对汉族诗歌传统的欣赏。然而，选择曹寅而不是一些真正著名的儒家学者或官员也是很重要的；曹寅以刚好合式的姿态横跨两边--既是被特别指派到地方的满洲包衣，又是有一定名望的诗人和资助人。选择这样一个人主持这项事务，表明即使在执政四十年后，康熙仍然依赖那些真正称得上是他自己人的人。”[14](P167－168)
    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扬州，选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刻书经历的曹寅？“在接到1705年诏书前，曹寅没有承担过任何重要的刊刻工程，但在协助顾昌收集刻印他的父亲顾景星的作品时积累了一些经验，施瑮编辑他的祖父、著名诗人施闰章的作品时也与曹寅亲密合作过。”(12) 何况连参加校刻《全唐诗》的人都是康熙帝安排的。
    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皇帝，对传统的经史、诗文有较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对天文地理、历法数算等也颇感兴趣，统治期间常以御题书法、御制诗文赏赐臣工，以示荣宠。康熙帝后半期六度南巡，所经之处，寻古迹，访遗轶，勉励臣工，奖掖儒生，营造出一种歌舞升平、稽古右文的盛世气象。这一方面固然出自于康熙帝一贯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在统治基本稳固以后，借弘扬文治来收拢人心的统治策略的体现。
    马积高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和文学》一书中论及清初诗坛时指出，康熙己未博鸿科是一个重要的诗风转折点，随着由仕明而入清的诗人（如钱、吴）和遗民诗人（顾、杜等）逐渐退出人生舞台，诗坛已由入清以后出仕的中青年诗人占领，在此种形势之下，“描写时事或抒发对时事的感慨的作品有所减少”，“山水游览、题画、咏名物等反映文人生活的诗大量增加”[45](P63、65)。这是一个文人远离政治的时代。曹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曹寅与康熙帝的君臣主奴关系，实际上还是康熙帝的宠信与曹寅的忠诚。曹寅与众多明遗民密切交往，广泛交流，是为拉拢他们，软化其反清立场，替他的主子康熙帝充当“统战”工具罢了。
    康熙帝开设博学鸿儒科；首次南巡，康熙帝即至曲阜，拜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书“万世师表”四字，命悬挂于大成殿，推崇孔圣儒学等，目的都是想通过尊孔崇儒，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加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使具有离心倾向的汉族上层人士逐渐向清廷靠拢，从而巩固其政权。这种偃武修文、文武并重的政策和措施，在客观上对管理大清王朝，促进“盛世”的形成，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康熙帝在南巡中，曾谒明太祖陵，亲作祝文，命人祭之。又修葺明太祖陵，御书“治隆唐宋”碑额。也曾令访察明代后裔，欲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后因大学士奏称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其实而作罢。乃委该地方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祭陵肯定了明朝功业。其《过明太祖陵有感》云：“拔起英雄草昧间，煌煌大业岂能删？”康熙帝又说过：“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这种客观的态度，坦荡的胸怀，以及修葺明祖陵、寻访明后裔、委员司祀典等在礼仪上对前朝的尊重，肯定会安慰一些遗老和具有怀旧心理的人们，使之减少离心倾向，增强其向心力。康熙帝南巡，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固的标志，也是治国重心转移的表现；即由巩固治理北方转向南方，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清朝由此而进入“盛世”的历程。
    在扬州校刻《全唐诗》，可能是康熙帝整个国策中的一步，通过此举，营建江南文化之风，吸引江南士人的目光，消解明遗民的对抗心理，与以前实行的博学鸿儒政策是异曲同工的。曹寅从小成长在康熙帝身边，对康熙帝的思想能领会得好、也能贯彻得好，如与明遗民的交往，赢得他们的认可，实质就是替康熙帝暨清王朝在做工作；曹寅平生酷爱诗文，喜作剧曲，藏书颇丰，在20余年的织造任上，结交了大批文采风流的官吏及文人儒士，实际上正像王利器分析的那样：曹寅作为朝廷派往江南的心腹重臣，除了行使织造职能外，还“以其所负使命为网罗江南名士，使之校书，为之刻书，把这一批人团结在‘斯文一脉’的旗帜之下，从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使社会稳步走向繁荣富强，为大一统、多民族的祖国，作出贡献。”[46](P9)可见，江南一带的稳固，对于一个刚刚掌握政权的少数民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提高曹寅在江南汉族文化人中间的声望，康熙帝将校刊《全唐诗》等重大任务交曹寅主持，这是主子提携奴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康熙帝对曹家恩宠异常。对于统治者而言，特旨让某个臣工刊印某部书籍是笼络人心、以示恩宠的一种有效手段，像宋荤、于敏中、刘墉、彭元端等名臣都曾得到过这种荣幸。他们刻印进呈的书籍在康熙朝中央机构所刊书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需要加以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