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已丝毫见不到其父黄宗羲“惟公独合”的影子，相反却是“西法独密”。从黄宗羲对郭正中的欣赏以至于鸣不平，到黄百家绝口不提“西法犹后天一刻五十分，惟公独合”之事，反而说“西法独密”，这反映了在对郭正中的评价问题上黄氏父子截然不同的态度，相应地也折射出他们对待西方天文学评价上的不同态度。
    但要指出，黄百家虽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推崇有加，但又对其天主教义多持否定之论：“西人之学术多难信！”[4]（“怪竹辨辨”）黄百家所谓“多难信”的“西人之学术”，实指天主教义而言。万斯同《明史》抄本397卷“方技传”最后有“利玛窦传”，据黄炳皇《黄氏世德传赞》和白晋[5]的记载，万斯同所收录者当为黄百家的《利玛窦传》，其中黄百家明确指出天主教义“所言诞妄不经”。
    黄百家对中西学的客观公允态度，还表现为并非盲目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对中学也应保护并发扬。同样是记述郭正中事迹，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载：
    ……已而会同测验，惟天经所推为密。……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当今四历各有所短，各有所长，故明寺有云：测验推步，参合诸家。又云：考究会通，画一之定法。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是谓。兼收西法，而非专尚西法；参合诸家，而非专用一家也。故辅徐光启亦云：熔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义取兼收，意无倨尚。恶得举一废百乎？且臣详译西局书，有三长五七谬可商、八宜改；其间细微违误须订正者，更约有一百二十余条。”一十年（按：抄误，应为十一年，即1638年）正月，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新法推测屡近，准旁求参考，同回回科存监。
    这里，“惟天经所推为密”，说的其实也是“西法独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郭正中关于中西历法关系的思想及言论，黄百家所述则为“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以及“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是谓。兼收西法，而非专尚西法；参合诸家，而非专用一家也”，意思很明白，就是不应该“专尚西法”、“专用一家”，换言之，其中西法是居主要或核心作用的，至少也是中西历法的地位平等。这样，就与其父“欲主中历，而以西洋诸历为佐”的传述有了实质上的不同，这也是父子间对待中西学关系态度上的一种差异。黄百家在记述郭正中时所持的吸收西学的同时也应对中学进行保护并发扬的主张，尽管基本为定本《明史·历志一》所接受，但却删略了许多，态度也暧昧甚至后退了许多：
    （崇祯）十年（1637）正月辛丑朔日食……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时将废大统，用新法，于是管理另局历务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
    应该说，定本《明史·历志一》的以上态度是黄氏父子的某种折衷。梅毂成之修《明史·历志》，时值“西学中源”风潮正盛，其继承乃祖衣钵，继续倡导此说，固不足怪。同时，西法之优也已是不争之事实，对此，梅毂成也承认：“西法之不尽戾于古，实足补吾法之不逮。”[6]所以，在中西学之间进行上述折衷当是势之必然，即由于对传教士的极度不满[7]，使之不愿或避讳正面称颂西学，但同时作为一位史家，又必须具备起码的秉笔直书的精神，可能其结果便是类似以上的折衷处理。
    二 相关的评价：异同及其原因与影响1.回历与西历的关系在《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中，有一段话足以反映黄宗羲对于回历与西历关系的看法：
    《崇祯历书》，大概本之回回历。当时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未尝竟抹回回法也。顾纬法虽存，绝无论说，一时词臣历师，无能用彼之法参入大统，会通归一。及《崇祯历书》既出，则又尽翻其说，收为己用，将原书置之不道，作者译者之苦心，能无沈屈？
    徐光启以回回历为例，说明新历编纂绝对不能再像处理回回历和大统历那样让中西两种历法系统各自保持独立，那样，大统历的错误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回回历的优点也得不到切实的发挥。因此，新编历书不能再重蹈覆辙，而应该走会通合一的道路。黄宗羲“顾纬法虽存，绝无论说，一时词臣历师，无能用彼之法参入大统，会通归一”，说的就是回回历没有能被明代学者会通起来一事。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以上黄宗羲关于《崇祯历书》的评价却是完全错误的，即《崇祯历书》窃取了回回历的内容而未明确注明出处。而这种错误认识，又导致了黄宗羲对《崇祯历书》及其作者甚至包括徐光启的偏见，“及《崇祯历书》既出，则又尽翻其说，收为己用，将原书置之不道，作者译者之苦心，能无沈屈？”
    不过，黄宗羲能看出西方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已较梅文鼎为先。后来梅文鼎与黄宗羲一样，将两者之间的源出关系弄颠倒了：
    然回历即西法之旧率，泰西本回历而加精焉耳，故惟深知回历而后知泰西之学有根源，亦惟深知回历而后知授时之未尝阴用其法也。[8]
    盖今泰西《天文实用》又本此书（按：《西域天文书》）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谓此即《天文实用》，而反谓回回之冒窃其书，岂不陋哉？[8]（“西域天文书补注”）梅文鼎关于回历与西历关系的这种看法，甚至得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纪昀等人的首肯，并认为“是皆于中西诸法融会贯通，一一得其要领，绝无争竞门户之见。”[8]（“勿庵历算书记提要”）与黄宗羲、梅文鼎相比，黄百家则对西方天文学自依巴古以来到第谷时代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楚，知道回历与西历同传于“额日多”国，是属于同一传统的不同分支，从而避免了其父黄宗羲和梅文鼎的错误。黄百家《明史·历志》卷二：
    西洋新法，其初与回回历同传于厄日多国多禄某，故其立法……大旨相同。其后西洋则有亚而封所、歌白泥、麻日诺、未叶大、第谷辈更加密焉。
    此外，黄百家《上王司空论明史历志书》也说：“回回历昔与西洋本历同传于厄日多国，其五星纬度，中历之所未有也，精神全在立成。”
    定本《明史·历志一》对回历与西历关系的看法与黄百家基本一致：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竟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