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书籍解题目录，范围之广，收书之多，价值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建树，也有对前人失误的指正纠谬，因而成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案头必备之书。但因种种原因，它在指出前人失误的同时，自己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在考论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学术成就之时，就有着比较集中的表现，诚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①。但学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题辨正。本着《总目》自身“既悉其谬，即当显为纠正，以免疑误后人”②的态度和原则，笔者谨将该书对明代学者胡应麟成果的误读误判问题疏通董理，敬请学界方家教正。
    一 疏忽错谬，有失检点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是其10余种笔记的合集，《总目》卷12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称其中有《史书占毕》、《经籍会通》两书，这是正确的，但却在卷48《世史正纲》提要中误为《史学占毕》、卷85《目录类·序》中误为《经义会通》。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中，曾讥讽胡应麟“捃摭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显然，《总目》自己也犯了它所批评于前人的错误。
    《总目》卷140《嘉祐杂志》提要：“宋江休复撰，休复字邻几……明胡应麟《笔丛》云‘江邻几《杂志》，宋人极推之，今不传，略见《说郛》’。然《说郛》所载止十页，而《稗海》、《唐宋丛书》与此抄本皆三倍于《说郛》，应麟殆偶未见也。”所谓“此抄本”即四库馆臣所采用的明内府藏本，当然不是布衣胡应麟所能见到的。而《稗海》、《唐宋丛书》，胡应麟更不可能见到，因为胡应麟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而商濬编辑的《稗海大观》正好成书于当年，《唐宋丛书》则更晚，乃是钟人杰、张遂辰在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编辑，胡应麟又如何能见到呢？《总目》以胡应麟死后才出现之书，批评胡应麟观书不广，“殆偶未见”，未免强人所难了。
    关于《阴符》一书的真伪，宋以来诸说纷呈。《崇文总目》疑后人依托；黄庭坚认为出自为此书作注的唐代李筌，绝非黄帝书；晁公武赞同黄庭坚之论，并认为是糅杂兵家语，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朱熹认为，恐皆李筌所为，是他着意去做，自做自解；陈振孙认为非古书；黄震认为是异端之士掇拾异说而本无所定见之伪书。胡应麟则云：“《阴符经》称黄帝，唐李筌之伪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阴符》注之，而托于骊山老母以神其说。杨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余案《国策》，苏秦干诸侯不遂，因读《阴符》，至刺股，则此书自战国以前有之，而《汉·艺文志》不载，盖毁于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未知孰是，当居一于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权术，而《阴符》兼养生。夫《阴符》实兵家之祖，非养生可概也。此书固匪黄帝，亦匪太公，其为苏子所读则了然，而前人无取证者，故余首发之，俟博雅士定焉。”
    对此，《总目》评论说：“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书非伪，而托于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者，考文征明《停云馆帖》所刻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实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即不著录，诸家鉴藏亦从不及其名，明之中叶忽出于征明家，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乎？特以书虽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为注释，今亦录而存之耳。”③《总目》以考证高自标置，但于《阴符》之真伪却不再深做考察，其考证求真之勇气已远逊胡应麟，而其误谬尚有下列诸点：首先，其所谓“历代史志”云云，实际情况是《周书阴符》见诸《隋志》、《新唐志》兵家类；《黄帝阴符》始出于《新唐志》道家类“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书之注释，“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此后，《宋志》才开始于正文著录《黄帝阴符经》一卷，注云“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从《新唐志》著录看来，《总目》所称《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为“两书”之说属实。然胡应麟原文为“《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考《隋志》道家类无“阴符”名目，此二书均著录于兵家。《总目》所称“《黄帝阴符》入道家”是据《新唐志》和《宋志》，而所指二书又是《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并非胡应麟所说的《周书阴符》与《太公阴符钤录》，故《总目》讥胡应麟“假借牵合”，乃是自己读书疏忽而错怪了别人。其次，褚遂良曾写一百本之事，胡应麟明云“或以”，并非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明显是反驳褚遂良书一百本以传世之说，而下文紧接着又说：“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更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说明。总之，胡应麟是反对“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的推论的。他引《战国策》及褚遂良事，是要说明《阴符》之书，战国时已有，唐时流行不广，所以李筌作注时，才敢假托于黄帝，如果真如“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之说，则世人已见此书，李筌又焉能托之黄帝以欺世人？《总目》不为仔细推寻，而一概误指和归咎于胡应麟，又不惜笔墨，考“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此诚为自己误读误解，胡应麟又何尝据褚遂良事以定《阴符》之真伪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