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曲解文义，以显己功
    《总目·类书类·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但实际上，胡应麟并没有说过要将类书列入集部。其原文曰：“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佛、道)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⑧显然，《总目》是曲解了胡应麟的原意，由此对胡应麟所作的“无所取义，徒事纷更”的批评也就站不住了，而其关于类书在“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的认识，则显然又与胡应麟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自《隋书·经籍志》纵横家明确著录有《鬼谷子》一书后，柳宗元首先怀疑其为伪作，然其依据只是汉代没有著录此书。北宋《新唐志》以为苏秦作，南宋晁公武、明代宋濂均依《史记》，以为是战国时鬼谷子撰，但亦都列出《新唐志》之说以存异。胡应麟总结前人之说后进一步加以思索：“余读之，浅而陋矣，即仪、秦之师，其术宜不至猥下如是。”“《汉志》绝无其书，文体亦不类战国，晋皇甫谧序传之。案：《隋志》(应为《汉志》)纵横家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隋·经籍志》已亡。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若子虚、亡是云耳。”⑨并批驳了杨慎把《汉志》中的《鬼容区》指为《鬼谷子》的附会之说。对此，《总目》卷117《鬼谷子》提要云：“胡应麟《笔丛》则谓《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必东汉人本二书之言，荟粹为此，而托于鬼谷，若子虚、亡是之属。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隋志》称皇甫谧注，则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在肯定胡应麟“颇为近理”的同时，却将胡应麟原文“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歪曲为“必东汉人……托于鬼谷”，然后又引“《隋志》称皇甫谧注”云云，得出“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的结论，炫耀这是自己考证的成果。其实只要将两处文字比堪对读，即可发现，《总目》所做的，恰如其批评于明朝学者的“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乃窃前人论断为己有，因为“谧手所成”当然就是“魏晋以来”了。
    《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序》云：“郑元(即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于唐之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这就不但纠正了胡应麟所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错误，还考证出正确的事实，即刘向、刘歆时即已作有书目解题，这当然是《总目》显示自己的考证功绩了。不过，胡应麟书名本为《经籍会通》，并非《总目》这里所说的《经义会通》，这很可能是出于一时笔误，不值得深究。真正成问题的是，《总目》对胡应麟的这一考证纠谬，是否真的与胡应麟有关呢？
    首先，不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根本没有提到唐代李肇，就是其所有传世遗文中也没有说过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话，因此，《总目》所指胡应麟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就成了无中生有的捏造。当然，这也可能是《总目》记忆有误，将别人的错误说法张冠李戴地加给了胡应麟。但是，不管哪种错误，胡应麟与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关于刘向父子与书目解题的关系，胡应麟有着清醒的认识。其《经籍会通》卷一原文如下：“书目第记书名，卷轴概不能广。唐《群书四录》乃至二百余卷，何以浩繁若此？盖各书之下必有论列，若歆、向所编者……郑(樵)《(二十)略》有刘歆《七略》七卷，又《七略别录》二十卷，岂七卷者目，《别录》乃论列与？”卷二又云：“《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书，则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近世所传《列御冦》、《战国策》皆向题辞，余可概见。因以论奏之言，附载各书之下，若马氏(即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类，以故篇帙颇繁，惜今漫无所考。”显而易见，只要把这些话完整地读过来，就能清晰地看得出，胡应麟已经明白指出了书目解题起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事实。但《总目》却对此视而不见，先是给胡应麟捏造一个“李肇”云云，然后再自己考证一番，以耀示己功，最后又反过来对胡应麟大加批评，未免是错上加错了。
    四 因袭前人，不注所出
    明代学人，援引前人常常不注出典，《总目》对此多所讥切，指出此乃“明人著书之通病”，“盖明人好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就连以博洽著称当时及后世的焦竑，也被《总目》指认为“多抄袭说部，没其所出……亦足见明之无人”⑩。实则，《总目》自己也有不少这类行为。
    《总目》因袭前人而不注所出，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因袭前人的方法和原则。如对《世说新语》，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11)刘知几是史学理论家，一再强调实录和真实，这本没有错，但他以实录征实之史法来衡评并非史学专书的《世说新语》，未免强人就己，自然大为偏颇。《总目》卷140《世说新语》提要：“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这显然是因袭了胡应麟的认识方法和原则。
    北宋官修《新唐书》行世以后，五代时所修《旧唐书》渐被废弃，幸好明嘉靖年间有人对《旧唐书》加以搜集、重刊，才得免于失传，而明代学者杨慎、李梦阳、何良俊等竟认为旧书远胜新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清代顾炎武、王鸣盛都认为二书互有短长(12)，《总目》卷46《旧唐书》提要亦持各有优劣、相辅而行的评价。此后，新旧《唐书》此优彼劣之论息。不过，最早重新提出新旧《唐书》评价问题的并非顾炎武、王鸣盛，更非《总目》，而是他们之前的胡应麟。胡应麟在其《史书占毕》卷1、《艺林学山》卷5《二唐书》、《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新旧<唐书>》和《诗薮》杂编卷4中，从史料价值高低、文笔优劣、体例妥当与否等不同角度，对二书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二书得失，犹齐楚鲁卫”(13)，“两存之备考可也，举一而废一不可也”(14)。显然，《总目》的评价态度和原则，与胡应麟并无二致。
    二是因袭前人观点。如《竹书纪年》记有“虞九年，西王母来朝”之事，胡应麟在《三坟补逸》卷上为之作注云：“西王母已见于此，不始《周穆》(指《穆天子传》)也。以余考之，盖亦外国之君。”此后《总目》卷142《穆天子传》提要亦云：“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至于前人是否已经有此观点，则一概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