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肤浅表象，不做深求
    《云仙散录》，宋人陈振孙称其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总目》遂径沿袭其说，也称历代史志不载，④。实际上是没有深入考求。胡应麟通过细读其书，指出：“其前六卷所引诸杂说，无一实者，盖伪撰其事，又伪撰书名以实之。至末二卷所引，则诸书大半尚存于今，胡以云悉诞也？”⑤其结论，亦得到了余嘉锡的认同⑥。
    胡应麟在世时，天台王太仆曾向他谈起自己在峨嵋山所见日出景象，其言云：“尝宿(峨嵋)绝顶光相寺，于时早秋，晓起远望……时寺鸡三号耳，残月犹在。远见西极荒垂，有一点尖明若火光者，因以问僧，僧云此天竺雪山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顷之日出，而此山隐隐，炫耀天际。已而，日色遍满大千，则山光不复明矣，但见一粉堆耳。”胡应麟即以此考证佛经之文：“余味此言，乃知佛经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刚山顶’为足证也。”⑦之后，稍晚于胡应麟的沈德符，竟据此指责胡应麟误以峨嵋山为佛经金刚山，《总目·少室山房笔丛》条，也直接征引沈德符之说，以证明胡应麟考证之舛讹。实则胡应麟此条文义甚明，其金刚山之称，乃指“天竺雪山”，而非王太仆当时所在的峨嵋山。沈德符误读胡应麟原文而妄讥，《总目》未能核对胡应麟原文而深加考索，就径直引录了沈德符的误读误解，以致再次以讹传讹了。
    关于南朝梁元帝《金楼子》一书，《总目》卷117提要云：“《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俱载其目为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书十五篇，是宋代尚无阙佚。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知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竞散亡。”《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分别著录了所属时代的国家藏书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某书在史志目录上的著录与否，探寻该书的存佚情况。《总目》在此考察《金楼子》一书“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使用的就是通过目录考察书籍存佚的方法。但问题是，这一方法本身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有无作证的资格呢？宋濂《诸子辨》作于元末明初，时间上符合《总目》所说的“明初”，但它只是一部辩论诸子学说是非得失之书，是儒家正宗思想与诸子“邪说”之辨，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决定对诸子的存留取舍，使道术咸出于一轨。因此该书对所考辨的古籍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周秦以来直至宋代的全部子部书籍的目录，还不能把它同其他目录著作等同看待。所以，《总目》把它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初存佚与否的证据，从方法和原则上说，是根本错误的。胡应麟《九流绪论》的情况更是这样。不但胡应麟本人生活于嘉靖三十年至万历三十年(1551-1602年)之间，与《总目》所说的“明季”时间不符，至于《九流绪论》本身，胡应麟在序中述其编纂缘起云：“子书盛于秦汉，而治子书者错出于六朝、唐、宋之间，其大要二焉，猎华者纂其言，核实者综其指……余少阅诸子书，辄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弗能合。则于诵读之暇，遍取前人铨择辩难之旧，以及洪氏《随笔》、晁氏《书志》、黄氏《日抄》、陈氏《解题》、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评诸子者，及近粤黎氏、越沈氏题词，复稍传诸作者履历之概，会为一编，时自省阅。第诸家之外，古今文人学士单词片藻，品骘尚繁，并欲类从……辄捃拾其中诸家见解所遗百数十则，捐诸剞氏，备一家言。”其中前二卷是对先秦、汉唐子书作者、篇目、流派、主旨及真伪的考证辩驳，特别对前人的铨择辩难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第三卷专论小说及类书，对二者的源流演变做了系统考证论述。显然，它也根本不是子部书籍目录，又哪里有《总目》所要求于它的证人资格呢？因此，要想知道《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情况，就必须寻找《诸子辨》和《九流绪论》以外的其他资料，《总目》把这两部著作拿来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唯一证据，其结论只能是肤浅表象，似是而非。
    《总目》卷135《太平御览》提要，称此书“征引至为浩博，故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不传者十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以为，是编所引大抵采自类书，非其书宋初尚存，力驳迈说之误，所言良是。然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诸家类书之旧耳。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是迈所云云，振孙先已驳之矣，应麟特抄袭其说耳。”《总目》所引陈振孙之论，系其《直斋书录解题》卷14《太平御览》条原文。如果只就此立论，当然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但是考证事件原委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没有考察胡应麟原文之前，就遽然下此结论，未免过于草率。胡应麟《经籍会通》卷4说：“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尔识之。”显然，这段议论是胡应麟通过自己“钞拾类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的认识，因而他说是“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胡应麟一生从各种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多种古书，虽然未能全部传世，但却证明他所言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认为洪迈之所以失误，或许就是因为不了解“钞拾类书”这一编辑工作的个中原委，而其他人也很少论及此点，所以他才借《太平御览》一事加以说明。由此可见，虽然表面上胡应麟与陈振孙结论相同，胡应麟也读过陈氏之书，但他们得出结论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是各自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的，因此不能径指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此外，据《总目》卷142《搜神记》提要：“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胡应麟把从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古书的情况，视作“后出异书”的一种类型，对此，《总目》态度鲜明、言简意赅地指出其言允当，揭出了这类“后出异书”的来源本质。由此也可以证明，胡应麟所说“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之言，绝非虚论。从而再次证明，他对洪迈之说的反驳，确实是来自于个人的编书实践，而不是抄袭自陈振孙。但《总目》却删去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语，又没有对胡应麟的学术实践做通盘整体的考察，未能仔细推寻其所以然之故，从而误判成胡应麟抄袭陈振孙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