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6年5月4日，翦伯赞搭乘中共代表团专用飞机由重庆到南京，又转上海，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编《大学月刊》。又在大夏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讲授“历史方法论”。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在陶行知去世不久，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继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斗争。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10月15日，又在南京召开伪“国大”，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周恩来回延安，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翦伯赞和其他革命同志及进步人士坚持斗争，积极支持学生们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先后发表《现阶段的民主运动》、《学潮评议》、《美军滚出中国》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1947年10月22日，设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政治形势更加严峻。27日，翦伯赞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翦伯赞初到香港时，被聘为达德学院教授，后又被聘为香港《文汇报》的《史地》副刊主编。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需要及批判第三条路线，他连续发表了《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及《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论文，在文化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48年11月，翦伯赞奉中共中央的电召，与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许广平等乘轮北上。他与胡绳等由山东到石家庄附近，向中共中央报到。次年1月北平解放，翦伯赞任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并被燕京大学社会系聘为教授。3月，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代表，赴布拉格参加大会。他回国后，先后被选为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及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四
    新中国建立以后，翦伯赞仍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兼副校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又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及《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
    翦伯赞很重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重视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他发表了不少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关于古代民族关系等论文，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他还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50年代初期，他参加发起组织搜集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编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1种，共约有两千多万字，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其中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两个专题，由他本人主编；他还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合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由中华书局出版两编3册共120余万字。
    1961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翦伯赞被选为历史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纲要》所述自原始社会至民国初年，分为4册，共70余万字。内容简要，观点鲜明，论史结合，资料可靠，为高校文科重要教材。1988年1月，国家教委举办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会议”，《纲要》名列历史教材的榜首，荣获特等奖。他还与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共8册，自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亦为通用教材。资料系统、全面、典型、可靠，亦为有关教师和学生所欢迎。翦伯赞很重视在教材中贯彻民族平等的观点和重视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为历史的主流。他为此发表过不少论文，也做过一些讲演。1961年夏，他应邀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归来，在《人民日报》发表《内蒙访古》一文，一时引起社会轰动，内蒙和各地报刊接连转载。文章内容丰富，其重点是他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他称赞西汉时到匈奴“和亲”的王昭君在内蒙人民心中是“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是“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全文史事具体，观点鲜明，文字优美，脍炙人口。还作为教育学生的优秀作品，被通用高中语文教科书选作教材。
    解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不平静的，1957年以后，极左思潮开始发展。1958年2月，陈伯达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讲话，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歪曲党的文化政策，使这一政策在执行上失去平衡，史学领域的极左思潮迅速高涨。次年春夏，翦伯赞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等论文，反对极左思潮。可是，极左思潮却日益严重，其中心口号是“以论带史”。在这个口号指导下，人们的史学言论，所编教材或文章，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简单化、公式化、抽象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错误倾向，对教学和学术研究极为有害。翦伯赞自1961年7月至次年6月，又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及《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还在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广西等地的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单位发表过内容相同的讲演。这些论文和讲演，都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了以极左为主的错误倾向，划清了一些是非界限，对于改善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