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领域，历史比较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主题。通常，在历史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被称作是运用比较眼光获得的研究成果。多数情况下，我们接触到的历史比较更多地期望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与本质特征，而比较则被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历史研究法。事实上，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逻辑，我们的探讨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延伸。历史比较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内比较研究的一种，它理应遵从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领域内，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从认识论的层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本文将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稍作分析、说明，期望促进我们对比较研究，当然也包括历史比较研究的认识。
    一、当代学术思想中比较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比较问题的哲学反思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有关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或译不可通约性）的思考。1962年，库恩曾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由证明来解决的战斗”，“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之间，在观点上总难有完全的沟通……总起来说这些理由已被描述为革命前与革命后的常规科学传统间的不可通约性”[1]（P133）。库恩指出，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公度性在于它们各自的支持者有着不同的对科学的定义；新范式虽然继承旧范式的某些语汇、概念，但用法已然相异；此外，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事实是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各自的事业。这些都构成了范式之间的不可公度性。
    1975年，当费耶阿本德在宣扬他所说的“怎么都行”时，他是要强调历史提供的资料的丰富性。然而，“固定的方法或固定的合理性理论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对人及其社会环境太过朴素的观点上”[2]（P1029），这使得一些为了解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的人不甘心于追求所谓的清晰、准确、“客观”和“真理”所获得的精神安宁，从而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原则。“怎么都行”告诫人们，任何确定的理论都有其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历史因素制造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观察与理论对立的情况下，我们的方法论却总是把各种不同的科学要素及其所占据的历史地层都投影到同一个平面上，并立即作出比较性评判。”[2]（P1031）费耶阿本德反对这样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他会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情境，那么各种理论都应是不可公度的。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言论在1981年受到了普特南的尖锐批评。在普特南眼中，这两位思想家倡导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其中的“不可公度性”命题是自相反驳的[3]（P123-128）。按照普特南的理解，不可公度性命题认为，在另一个文化中使用的术语，在意义上或指称上不能与我们今天拥有的术语和表达式划上等号。依此逻辑，将意味着，我们今天无法理解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中的思想，因为我们虽然可能用同样一个术语，但由于该术语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情境中含义不同，因而我们今天的理解必然会归于失败。
    普特南认为，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概念与观念的区别，同时也模糊了分析的／综合的这个区别（注：奎因曾经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描述的第一个教条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见于蒯因（即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由此可见，1981年的普特南仍然坚守着奎因意义上的这个经验论的教条。）。以事实为依据的观念的不同，并不能证明我们就不能“确实正确地”翻译任何术语（即概念），“相反，如果我们不能进行翻译的话，我们就说不出观念是不同的，是如何不同的”[3]（P126）。随后，普特南指出：“我们不能不把我们过去的自我、我们的祖先以及其他文化中过去和现在的成员，而不仅仅我们当前的这个片段，当作人来对待；而这意味着赋予他们共有的指称和共有的概念，而不管我们同时赋予他们的观念是如何不同。”[3]（P128）在普特南看来，对任何与我们当前片段相异之物的诠释就是一种比较，而且“要进行比较便预设了某种可公度性的存在”[3]（P127）。普特南指出：诠释活动的成功意味着我们同他人拥有共同的对象和概念，还拥有对合理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等等共同的观念；而它的前提，即一个诠释方法的正当性证明，就在于它使得他人的行为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低限度的合理性；只要我们还能成功地诠释，我们就和他人拥有大量共同的假定和信念[3]（P128）。这样，普特南事实上将他对不可公度性命题的批判奠基在经验世界中存在着成功的诠释这样一个信念之上。这个信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像普特南那样认为实现了对相异片段的翻译、交流和理解的人不在少数。此时我们可能关心，是否存在“成功的诠释”，何谓“成功的诠释”？普特南事先为此预留了空间，即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是“能够把他人的信念、欲望和表达诠释得确有某种意味的”[3]（P127），而“诠释得确有某种意味”便意味着普特南认为的“理解”。不难看到，“何谓成功的诠释”留下的疑问被转移到了“何谓理解”这个问题之上。
    在普特南的认识里，不可公度性命题是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极端相对主义思想的一个表征，他们强调认识的差异而否认认知中存在合理性概念。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相对主义思想的根源就在于库恩把术语、概念看成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这样，用这些术语、概念描述的比较对象，其自身的存在方式不能脱离其时间性特征。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历史主义思想，拉尔沃曾给予了详细的说明[4]（P19-34），而库恩也据此回应普特南的批评。
    1982年，库恩指出，普特南等人的批评有着一种字面正确但解释过度的假设，即“如果两个理论是不可公度的，它们就必须用相互不可翻译的语言来表达”[5]（注：原文见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Vol.1982，Volume Two：Symposia and Invited Papers（1982），pp.669-688.）。他自己将众人的批评归结为两条：其一，如果两个理论无法用同一语言来表达，那么它们就不可比，然而有关不同和比较的讨论都预设有一定的共同基础，而不可公度性的支持者否认这一点；其二，如果旧的理论不可能翻译成现代语言，那么，库恩之流又如何能够用我们现在的日常语言来谈论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