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试图澄清其反对者对他的误解。他指出：术语“不可公度性”所起的是隐喻的作用，他只是用不可公度性的原始含义隐喻两种理论缺少共同度量，并非不可比较。因而，库恩认为他指出的不可公度性的原始版本乃是“局部不可公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即在理论变化过程中，保持意义的那些术语为讨论差别和比较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这样，库恩要回避第一条批评。可是，这种局部不可公度性的提法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当时意义理论的挑战，因为很难想象在理论变化中，某些术语的意义变化不会影响到与它们有着结构关系的另外一些所谓意义不变的术语，而一个时代的术语组合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被把握的。这种意义理论事实上反对库恩在不可公度性问题上的让步。为此，库恩试图借助于他对翻译的认识来巩固这种让步，否则，他就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有能力用现代语言阐述科学史上的种种理论，如燃素说。
    语言用于交流。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语言之间可否公度将直接牵涉到人们之间的交流是否可能，因此，库恩切入了有关翻译和解释的讨论。翻译和解释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有着历史性变化的同一种语言之中，也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
    奎因在《词与物》中将翻译等同于解释，库恩认为这是个重要的错误。他指出：翻译与解释不同，我们必须设想日常的实际翻译其实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翻译的过程，在其中，一种语言的词汇将替代被译语言的词汇；而那些不可译的词汇就需要历史学家或前人来挖掘或发明其意义，从而使他工作的文本被理解，这便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我们掌握了那些不可译的词汇后便直接使用这些词汇，并对它们作出解释，这其中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即以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5]（P6-11）。正是这种对翻译和解释的区分具有的认识支撑着库恩的局部不可公度论。
    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库恩那里，局部不可公度性与把握术语组合所要求的整体性联系在一起，这仍然可能使他无法逃避普特南的批评。为此，库恩必须另辟蹊径，寻找交流成为可能的共同基础。他注意到，在交流中，即便使用同一种语言，不同的人也可能采用不同的标准去辨别共享术语的所指对象。尽管标准不同，但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语言把不同的结构强加给世界，而这些结构则是些同源结构。“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成员共有的是词典网络的同源。成员们的标准不必相同，因为他们可以根据需要相互学习这些标准。但是他们的分类结构必须匹配，因为只要哪里结构不同，世界就不同，语言成了私人的，而且直到一方学到另一方的语言时，才不需要继续沟通。”[5]（P15）这样，词典网络的同源以及相互匹配的分类结构便成为可公度性、可比较性和可交流性的基石。这就是说，在局部不可公度性和不可翻译性的基础上，我们今天谈论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的理论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理解他们的理论时，就像是在学习另一种语言，而不是在翻译它们。于是，翻译、解释、学习和理解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翻译只是寻求理解的第一个手段……只要是翻译行不通的地方，就需要进行十分不同的解释和学习语言的过程。”[5]（P16）在此，库恩较之普特南赋予“理解”更为精细的说明，理解需要翻译、解释和学习（注：如同我们小时学习自己的母语，我们需要在语言使用的情境之中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并且，在库恩的理解中，这种语言学习最核心的是习得新的语言的核心词汇结构，他在1993年说道：“一语言共同体的不同成员或许对同一语言的词汇系统接受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但它们必需具有相同的词汇结构。如果不是这样，必将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以及最终的交流中断……另外，如果交流双方的核心词汇结构不同，则原本是对事物的不同见解演变成互不理解。潜在的交流者面临不可通约性，即双方之间面临一种特有的令人沮丧的交流中断。”（Kuhn，“Afterwords，”in P.Horwich ed.World Change：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Cambridge，1993），此处译文转引自王新力：《语言分类系统、真值间隔和不可通约性》，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5期，第50页。），而对传统理论的解释，也是一种类似于语言习得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翻译过程。
    在上述有关不可公度性的当代讨论中，我们逐渐会发现，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不再只是分析哲学或科学哲学中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表述。当可公度性与实际翻译、可交流性乃至可比较性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意识到它讨论的内涵已经波及人文学科的根本--理解。围绕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不可公度性命题引发的辩论及其进展，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种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的确对我们传统上有关历史比较的认识带来深刻的启发。
    在进行下一阶段的论述之前，我们就可公度性与可比较性之间的关系需要略加说明。库恩指出“缺少共同度量并不意味着比较的不可能”时，他的意思是指，古希腊数学之所以能够展示出比较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进行比较，正是因为“多数几何方法被无加改变地用于需要比较的两个对象”[5]（P5），共同的几何方法是比较成为可能的前提；那么，在包括历史学的人文学科领域内，我们是否可能具有类似于几何学所运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呢？假设没有，库恩有关不可公度性与不可比较性的界限就将消失，也就是说，库恩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若面对人文学科领域，不可公度性仍然意味着不可比较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详细说明。下面，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人文学科领域内具体比较研究所遵循的一般逻辑，历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支，历史比较显然也需要遵循这样的逻辑。此时，前述分析哲学提供的学术资源可以充当我们重新思考比较研究这一实践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