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野史”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野史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中国野史集大成之作。上海书店印行的《清朝野史大观》一书，是“清一代野史的总汇”（《清朝野史大观·编辑凡例》）。此著篇幅浩繁，经过编辑，悉心编纂总其成为五类十二卷，即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五个部分。各部均分用二卷或四卷来论述。对《清朝野史大观》的宏观研究，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粗取精，寻回中华民族广泛留存民间的史学瑰宝，以弘扬我中华悠久流传民间之野史文化，这对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将有积极作用。
    清代“正史”的局限性考察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唐代以后更设史馆，从事官修史籍工作。因此，中国史著历经各朝，代代相续。史料浩繁，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史著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历代统治者设置史官或授意历史家所编纂的正统史著列为“正史”，“廿五史”便是史著的正宗了。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文儒所收编的史书则被看作“野史”，认为难登史学的大雅殿堂。清代的正史乃是所修前朝的历史即《明史》。《明史》不仅代表了清代官方正史的史学成就，而且也汇集了历代史学思想之大成，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各时期史学思想最终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清顺治二年（1645年）奉召开局撰修《明史》，招聘集中社会“博学鸿儒”，毕一生精力，埋首著述。前后任总裁的有徐元文、汤斌、王鸿绪、熊赐履、张廷玉、宋轼等人。历时之久，参考资料涉及领域之宏大广泛、汇集人员之雄厚都是空前的。诸多历史问题均由皇帝“钦定”与“圣裁”，历经95年终于乾隆四年（1739年）修成刊印，共332卷。《明史》是一部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官修史著，被封建历史家奉为“上品”。然而，这部誉满中华的巨著《明史》所表现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是低能的。例如对农民起义完全站在封建国家立场上竭尽诋毁之能事，从而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视帝王为“圣至圣明”，力主君主集权。由此可见，《明史》的史学思想不可能摆脱和触动传统的封建史学思想，而是更加使其完善，且日趋僵化及顽冥，完全失去了史学应总结和推动社会前进所应起的作用。
    及至晚清，史学思想仍然变化不大。众所周知，中国夏商时代产生了最早史学思想，“天命观”与“鉴戒观”是中国产生的最早史学思想。清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另方面封建专制制度也空前加强。当时虽然出现一些新思想，介绍国外的新史学思想，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试图寻找改革社会的良好途径，对封建正统思想作了初步的批判，严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清末梁启超积极提倡“新史学”，中国史学也出现了诸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全新的史学思想观念。这些思想主要都是向西方学习得来的。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具有唯心主义一面，有一定软弱性，而且脱离中国史学界的实际，短期未能广泛流播。因此，从总体上说，清代史学思想仍沿袭传统的“天命”、“忠君”、“资治”、“垂鉴”与“治国安邦”等儒家传统思想，表现出拒绝接受西方史学进步的一面。再加上清代的专制复古，大兴“文字狱”，所以史学思想十分停滞落后。
    西方史学虽然一定时期受教会思想的束缚与压抑，但史学思想仍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新史学观点不断涌现，表现形式多样。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和形成各种新史学流派，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产生后，新理论、新思想继续不断涌现。至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历史唯物主义随之成为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里程碑。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清代正史所表达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相比，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新史学思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清代野史纵横谈
    清代野史是在清王朝专制高压政治统治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史著，它一方面既深受政治重压的强制，另方面又作为一种对抗思想的结晶，代表人民的心声在夹缝中挤压成长。所以，清代野史与正史相比，既有负重受约束的痕迹，也有奋力冒出之茁壮的新芽，呈现了崭新的民间史观。
    野史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史学，不可避免地残存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烙印，最突出的是颂扬帝王功绩与使用记异手法宣扬迷信史观。因此，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阿谀之辞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例如，当谈到康熙帝时说他是“圣祖至德纯孝”，说康熙11岁时，“慈和皇太后崩逝，当时呼抢哭踊，尽礼尽哀，圣孝纯诚，已为薄海传诵。”（《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13页。以下仅列卷页数码）又说康熙帝把有关治国安邦的“三大事”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使世代永志不忘。“圣祖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爰亲书大略，悬之宫中柱上。至三十一年谕旨述及之，犹云至今尚存。圣祖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见。”（卷一，第16页）又说道光皇帝是如何的节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卷一，第62页）类似这些歌功颂德的记述很多，说明野史在封建统治下也深受正史那种忠君与美化帝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同样，《清朝野史大观》（以下简称《野史》）也存在记异的迷信色彩。如在讲述太祖努尔哈赤击败叶赫哈达时，说“上遣武理往侦，由东路行百里许，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欲还鸦乃散，再行鸦复噪，飞鸣扑面，几不能前。武理甚异之，驰归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浑河部侦之，亟驰往，果见敌兵”（卷一，第1页）。这就是用叙述群鸦“竞噪”、“阻其行”的记异手法，使太祖努尔哈赤获得敌兵来临的预报，终于获胜。书中随后夸张说太祖努尔哈赤面对“九国兵来攻”（即辉发、哈达、叶赫、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勒察、珠舍哩、纳殷等国）不仅不惊慌失措，反而呼呼酣睡。当有人问及太祖何以如此时，努尔哈赤说，“我顺天命”，而“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天必不佑也”。径直宣扬了“天命”思想。又如说无锡惠山寄畅园有一株千年樟树，其杆有数人合抱那样粗大，枝叶芳香。圣祖康熙六次南巡，都到寄畅园观尝抚摸，“抚玩不置”。且回朝后惦念不忘，常询及樟树情况。“犹忆及之，问无恙否”。当朝臣回答说该樟树平安无恙时，康熙总是喜不自胜。然而，当康熙驾崩之后，“此树遂枯”。野史评说“亦可异也”（卷一，第20页）。这也是明显的记异手法，旨在神化康熙皇帝。所以，野史尽管是民间私撰，有一定自主性，比起官修正史约束少些，但野史同样也脱胎于封建专制社会，未能完全摆脱封建的印记，深深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使它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封建专制重压下普遍存在于封建史学中的忠君与迷信的落后观念。
    尽管如此，野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挣脱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羁绊，突破了一些清规戒律与某些封建束缚，显示出某些“野性”。这“野性”便是顺乎历史之自然规律的纯净性，具有一定创造性和进步性，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历史的真貌，在史学内容与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