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质）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①]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认为，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凡六变，其中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啖（助）、陆（淳）”为上承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的第二变。这些评价表明了啖赵陆学派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关啖助、赵匡、陆淳三人的生平事迹及相互关系，史籍记载矛盾而简略。《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陆淳传》说陆师赵，赵师啖；《新唐书》卷二○○说赵、陆二人皆为啖助弟子。陈振孙则说匡师助，陆师匡、助。今考吕温代陆淳写的《进集注春秋表》，其中说“臣（按：指陆淳）……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明白道出了陆淳与啖、赵二人之间的关系[③]。至于赵匡，也找不出他师事啖助的证据。
    啖助著有《春秋集传集注》及《春秋统例》，赵匡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均已佚。陆淳的著作今存三种：《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春秋集传微旨》三卷。这三种书是陆淳在啖赵二人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集中了啖赵陆三人的《春秋》学思想。他在《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中说：
    《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辨疑》。
    这就明白地指出《纂例》、《疑辨》二书综合了啖、赵二人的研究成果，而集其大成。二书中多处明标“陆淳曰”，提出自己观点。至于《春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在该书自序中，陆淳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该书大体上为陆淳自撰，代表了他本人的观点。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所本。
    一、对《春秋》经的理解
    在《春秋集传纂例》一书的开头，陆淳以八篇文字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啖助、赵匡及他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思想的纲领和治学的出发点。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个治《春秋》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过去《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于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比较而言，《左传》着重于制度典礼，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修《春秋》之旨：《公羊》、《谷梁》二家则着重于善恶褒贬，从道德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作《春秋》之旨。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世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縡，救縡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④]。
    夏文化以“忠”为特色，殷文化以“敬”为特色，周文化以“文”为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啖助从变革的角度解释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把孔子看成是一个文化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不同意所谓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复兴“周礼”的说法，主张《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以救周失。他提出：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也矣[⑤]。 啖助认为在这一点上，杜预的认识全错了；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语焉不详，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因而只对了一半。
    那么，杜预、何休为什么错了？啖助认为他们“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从外在的虚文去看《春秋》之旨。表面上孔子修《春秋》，于“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三致意焉，但实际上真正目的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