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提倡的“忠道”来源于人类固有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重视人物或事件的价值意义，至于如何实现其价值目的，则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啖助等人用这种方法去对《春秋》经文进行重新诠释，在对《春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用旧瓶装新酒。这种“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补啖助等人广泛地用于《春秋》学的研究之中。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他通过发掘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总结为什么要“为贤者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⑥]
    赵匡论《春秋》宗旨时也有与啖助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所谓“兴常典”相当于啖助的“立忠为教”，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这就是所谓“著权制”，相当于啖助的“原情为本”。但赵匡比啖助更强调《春秋》的褒贬大义。他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所以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⑦]。
    二、对《春秋》传注的批评
    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对“三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在批评“三传”时虽然使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但并非对“三传”一概否定，在批评的同时还是有所肯定的。
    关于“三传”，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就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于是“三传”才得以广为流传。《左传》博采载籍，叙事尤为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人们可以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故“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优点，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大。但是，在他们看来，《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对《春秋》经义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口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由于传授之间难免滋生歧义，以讹传讹，因此与《春秋》经的本旨乖谬颇多，没有抓住圣人的真正用心。不过，他们还是承认，尽管二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由于其大义是由子夏传下来的，故从传经这一方面来看，比《左传》要严密得多。啖助等人对公羊、谷梁二传的批评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说“《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即对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所发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舂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于文句，往往穿凿附会，强作解人，故奇谈怪论，随处可见，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之说，但认为“褒贬”说对于解释《春秋》大义并非普遍适用。事实上也有许多“文异而意不异”的经文，无法用“褒贬”去兼赅。因此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⑧]。
    在解经时，啖助等人大胆地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释“望”字，陆淳记赵匡之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
    啖助等人不仅对《春秋》三传不尽信，而且对汉魏以来注疏家之说也不盲从，甚至大胆地加以怀疑，经过考证，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当时学术界中，《公羊传》何休注、《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被作为官方法定的《春秋》注本，其地位几乎与经书本文相等，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啖助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反对旧《春秋》学，在批评三传的同时，也向何、杜、范三家注发难。他们认为三家注没有真正找到通往圣人之道的正确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没有以王道作为指归，对经书中的人物或事件作出合符儒家价值观的论断，并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他们提出注疏之学虽然不是直接地用著作的形式去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在为圣人之书作注时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里面。因此，注疏之学，虽因旧史，但要“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遗憾的是，“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啖助等人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他们对汉唐以来传注家批评之严厉，于此可见一斑。
    “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春秋》的宗旨，注疏家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大义湮没不彰，这是啖助等人总结汉唐以来《春秋》学而得出的结论：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因此，他们要舍弃前人的传注，直接探求圣经大义。他们批评传注家故弄玄虚，事实上《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而是非常简易明白的。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止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有许多家注，注中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讦，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自两汉以来，经学作为官方扶植的学术，发展到唐代出现了种种弊端。虽然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以后，经学表面上归于一统，但并没有克服繁琐晦涩的毛病，而仅仅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者“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特别是学者不再去探求儒家经典中蕴含的深刻义理。啖助等人评击前人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解经传统，创造一种新的治经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⑩]。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开创的一种主观的解经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以短取长”，直接为《春秋》经文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经文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有关“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11]这样，经学更加简易明白，较少繁杂芜秽之弊。啖助等人在自己的经学研究实践中，力求简明，点到为止。现存陆氏三书，解经要而不烦，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这也是啖、赵、陆《春秋》学能够在中唐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