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啖助学派与中晚唐变革思潮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治学的目标，甚至皓首穷经，花费毕生的精力于一字一句、一名一物，使儒学失去原来那种切近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特征，积极向上的精神大为减弱，经学成了一些俗儒致显宦、求利禄的工具。学者成了书虫，对社会、对民生缺乏应有的关心。另外，从东汉以来，经学成为少数门阀世族的传家之学，世代专守一经或数经，炫耀门第、垄断文化，使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先儒之说，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以后逐渐出现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经学和传统观念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思潮的卓越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潮的继续发展。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啖助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12]他认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都以行道济民为目标，后世口诵夫子之言的学者更应该效法孔子的救世精神，而不应该把治学与行道判为两途。赵匡在《举选义》一文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13]。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既无益于自己又无益于社会的学问。陆淳也有相似的看法。他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14]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因此，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15]。他们继承了孔孟儒学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的始终。在《春秋集传微旨》卷上解释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时，陆淳不采用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以下“家天下”的恶果，而非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六《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文之，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的话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解释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助等人解释《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儒学中蕴含的“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在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看来，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图谋称霸诸侯，其心可诛，但客观上也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有所匡正。那么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呢？这要从中唐的社会政治形势中去找原因。
    自安史之乱后，唐代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的形式叛唐称王[16]。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四《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说：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也。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而对盟会基本上加以否定。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积累也越来越多。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助等人的《春秋》学主张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微旨》卷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六《改革例第二十三》中，陆淳记赵匡之语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消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征兆。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站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