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画鬼与画人
    陈寅恪先生尝自谓：“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三复斯言，当有深意，似不宜仅仅看作谦辞。鄙意陈先生每次这样说，都是在明确地表示一种学术态度和见解，并且都有针对性。
    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中，陈先生称赞刘先生之书为“天下之至慎”，[①a]同时批评“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者”[②a]，“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已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③a]陈先生把他们比作金圣叹之批《水浒传》；金圣叹批书当然有其不可掩的文学价值，但是“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④a]这样一种“当世之学风”，[⑤a]却是陈寅恪必定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故曰：“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⑥a]
    又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陈先生引据并补充王国维对敦煌残卷的考释，证明了武则天大周革命以为合法性根据的《大云经》，乃“原本出自天竺”之“大乘急进派经典”，[⑦a]经过于阗传译至中土，非若后来新旧唐书及小说家言，为薛怀义等所伪造。武曌的母系乃笃信佛教的杨隋皇室之宗亲，从小习染天竺之风的武曌，将“其中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⑧a]的《大云经》现成拿来，作为反对不许妇人与闻国政的儒家旧说、实现其政治革命的理论根据，自然要比操纵一帮御用文人无中生有地去伪造一部经典有力得多，她本人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踏实得多。人的心理作用，常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只要所处的具体情境相似，心理意向也往往相同。正因此，陈寅恪从“武曌之颁行《大云经》”，一下子跳跃言及“王莽之班符命四十二篇”，认为“其事正复相类，自可取与并论。”[⑨a]“并论”的结果，当然是不同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说，故曰：以“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⑩a]揆度人之常情以测史实，当然比标新立异、刻意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要近真得多。但心理内省的推测，毕竟不能代替客观史料的证实。好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者，就喜欢在文献不足史料缺乏的地方，逞其口辩，施其伎俩；今文家康有为属之。陈寅恪固然反对其说，而也更要在立论标准上表明态度，区以别之，所以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固不足以判决其是非。”[11a]语气谦抑而语意实很坚决。
    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陈寅恪又一次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2a]这次是针对着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而言的。该文开头就说：“有清一代经学虽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13a]其原因陈先生认为不能单单归之于清室的忌讳，即一般所说“文字狱”之类，而是经学与史学之间反比的关系有以致之，一言以蔽之：“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①b]
    陈寅恪不笼统地讲“宋学”、“清学”，但要具体地分辨经学与史学。史学要求“实事求是”，困难就在这里。历史上的“实事”，不象多数科学实验中的实事那样可以复制。史实是唯一的，一过性的；一旦过去，不可再历。要把已归于无的过去实事考索出来，重建起来，惟有依靠遗传的史料。书籍、档案、钟鼎、甲骨、金石、竹简，这些是史学者据以重建的资具，同时也对史学者构成不容其以意为之、随便穿凿的限制。
    经学则不同。经学所求的是“意义”。所谓“意义”，不象事实那样有客观的硬标准，常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②b]经学训诂与史学考异虽然都是用比较对勘的方法，但两者所欲侦察的材料，在经学是保守的、有限的（黄侃说：“八部书外皆狗屁”）；在史学则为开放的、无限的（章太炎却硬说甲骨文是刘铁云伪造）。原始材料之残阙不足，正好供给经学者主观想像或穿凿的园地，却往往令严肃认真的史学者无所措手足。
    陈寅恪将经学“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③b]经学譬诸画鬼，则史学自当譬诸画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有一个象不象的问题。陈寅恪屡言不读先秦之书，其意殆谓要象画人一样形态略具甚至毫毛毕肖地画出先秦史概貌，如其本人在魏晋隋唐史和明清史的某些题目上所做到的那样，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揣想陈先生的意思甚至更进一步：要按照他治中古以降历史的标准治上古史，不仅是主观上困难，实乃客观上不可能也。
    史学衰疲因为经学过盛，经学盛则以实际利益解释之：“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④b]功利的作用，在清朝只是使史学不振，延至后世，则更将史学也经学化了，“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⑤b]陈寅恪心目中理想的经学，则应反过来，应是将经学史学化。这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讲得十分明白。文中陈先生又一次说“不敢”：“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⑥b]《论语疏证》显然是一个经学的题目，而陈寅恪独加揄扬：“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⑦b]又说：“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⑧b]
    从“史”的观点视“经”，早就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钱钟书且又在《谈艺录》中举出七条章氏之前已说过同样或类似话头的例子，[⑨b]牟润孙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也找到一条。[⑩b]但学问之事，重要的不在于坐而论道，而在于起而实行。陈寅恪很推崇杨树达以史学方法治经的实践，却不很看得起“史论”（章氏《文史通义》盖亦属“史论”或“史学哲学”一类），认为其“无关史学”，[11b]甚至谓其作用只在“废物利用”。[12b]颇有点象大科学家对所谓“科学哲学”的态度。例如爱因斯坦就调侃数学哲学上的争论为“青蛙和老鼠之间的战斗”。S·霍金更刻薄，他说科学哲学家“是失败的物理学家，他们知道自己无能力发现新理论，所以转业写作物理哲学。”[13b]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盖无往而不对史之为学坚持其客观而严格的要求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