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学”一例
    经学的任务是注经和传经。既然“六经皆史”，既然古史的材料在经中，按理说该是经学越发展，古史越明朗，怎么反而会经学发达过甚转致史学不振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历来的经学缺乏客观的史的眼光。经学在长时期里的踵事增华，模糊了原始经传的本来面目，反而给史的研究造成了困难。
    且举《论语》为例。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个不同的本子。《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情况已是纷繁复杂。到了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手里，他对三种本子作了一个综合处理，情况就更加混乱。敦煌千佛洞所出《论语郑注》残卷，其所存篇下皆题“孔氏本郑氏注”。“孔氏本”即《古论》。但按皇侃：“古论篇次乡党第二”，而此残卷的篇次却为“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悉同于《鲁论》，既如此，怎么能说它是“孔氏本”呢？这个矛盾该怎么解释呢？
    幸而，后来有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知道郑氏当时搞综合作用的方法。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汉末郑大司农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郑元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又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隋书·经籍志》亦有类似说法。王国维总结郑注本的特点为“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①c]这样，《论语郑注》的敦煌残卷叫做“孔氏本”也就说得通了。
    如果上引何、陆、王诸人所说不错，那么大经学家郑玄缺乏史之眼光也就明矣。诚然，郑玄拿不同的本子对勘互校以求定于一是，确是在作考据之事；但他不是在考史，他作这事遵循的原则与“考史”的精神有违。史的精神最讲究“实事求是”，若是对人与事作具体的观察、了解、分析，那就应该鲁论是者依鲁论，齐古是者依齐古，怎么可以事先作一个形式的划分：“篇章根据鲁论，字句根据古文”呢？如果鲁论与古论字句歧异处，确实都是鲁论错了，古文正确，那也应该是一一作具体考释以后的结论，而不是从事之前就立定的规矩。
    事实上，郑氏这样的校注法，真的酿成了困难和问题。例如，“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陆德明《释文》：“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按《鲁论》，此句应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与《易经》无关，意思完全两样了。郑玄当初据古改鲁，如果有史的意识，应作起码的考释，讲明理由。但是并不，他只是在句下按己意解释一番：“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卅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弃取之际，竟未尝有一言及其理由，不亦惑乎？
    郑玄当时，去古未远，想要弄清楚一些事实，比千载以下，总要容易得多。等到清儒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则任凭他们训诂的本事多大，已难以理据充分地判明是非了。各人自信颇坚的解释（如俞樾、惠栋、毛奇龄等都论及此事）均不免武断的成份，令没有成见的读者无所适从。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五十学易辩”条认定“鲁论为是”，[②c]其理由是：“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③c]这些理由似乎仍不够坚强。信世家之“前言”，又不信其“后语”，未免主观。且未尝传易，并不等于未尝学易。人于自己特别喜学，甚至特别精通的科目，往往不下一字，亦不出情理之常。《先秦诸子系年》全书功夫精深，发明多多，但此条实不足以餍人心。取“鲁论为是”，固可说通；但只要主观上愿意，取《古论》与郑注，也不难说通。孔子五十以前说“五十而学易”，此为将来之打算，但因忙于修诗书礼乐，实际至晚岁七十始得学易，这样说也并无什么滞碍。总而言之，莫衷一是。
    如果“孔子学易”成立为古史的一个问题，则按照陈寅恪所悬的解决史学问题的标准，这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古史中类似此例的情况所在皆是。古史因年代久远，材料本就不足，再加经过两千年“经学”的缺乏史识的加工，造成真与假、现实与理想、客观与主观的一团乱麻，分理为难，简直超过了人工的范围。
    陈寅恪向来视“读书”与“治学”为一事。《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①d]读书治学决不象其他的人类活动那样，可轻易纳入竞争比赛的规则系统（竞争比赛的规则系统即是一种“俗谛之桎梏”。）知识分子、士，本质上不应是运动员。如果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运动员，那么陈寅恪就不该说“不能读”、“不敢读”之类的话。吴宓早就推尊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②d]；汪荣祖断言陈寅恪的高度“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③d]陈寅恪己身也有自许如“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④d]之诗句。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读先秦之书，怎么陈寅恪反而不能读呢？所以，从运动员比赛的角度所作的这些评价，说到底都是可以忽略的。
    不仅先秦之书“不敢读”，即使对其所喜读之中古以降文化史，陈寅恪亦每每叹“读书之难”。如关于钱牧斋有美诗“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句，便自云：“寅恪少日读此诗，颇不能解。……及垂死之年，……始恍然大悟”。[⑤d]又如，九岁时已习诵吴梅村《圆圆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⑥d]这些，都是在以他个人主观的感受，表达一种超越于个人主观以及俗谛桎梏之外的真实、客观、绝对的境界，这才是读书治学的本质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