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应讨论问题
    陈寅恪批评经学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成立问题。”[⑦d]从应然的要求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以讨论问题为主，经学自亦不能例外。所以陈寅恪对“经学”、“史学”的划分，实质上是对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精神、方法、途径的划分，而不是对研究对象、领域的划分；所注重的是“怎样”（how），而不是“什么”（what about）。以经学的态度治史，仍不脱经学之藩篱；取史学之途辙研经，自臻于史学之轸域。岂有他哉！
    陈寅恪自己的文章，短至千字文，如《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长至数十万言之巨篇，全都是对高质量问题的讨论。要象读一般传记那样读《柳如是别传》，那是难以进行的。即使是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或审查报告，这类似乎最容易说概括性话语的地方，也充满了具体问题的抉发和提示。例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就提出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之“一大事因缘，即（北宋）新儒学之产生”，[⑧d]对此大问题，复有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提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也。”[⑨d]时至今日，“国学”、“儒学”重新成为关注热点。陈先生提示的这些问题，正当有人去认真从事研究。与所有的科学一样，史学的任务是研究问题。“问题史学”一目，不当为年鉴学派所专有。
    所谓“讨论问题”，按陈寅恪的意思，就是要“发未发之覆”。问题不是现成在那里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带问号的句子，都可以成为问题。问题有待发现。发现问题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常言道：“开头开得好，一半完成了。”发现并成立一个好的问题，等于完成了一半的研究工作。
    比较是发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须知，比较亦有法度，不可乱来一气。用陈寅恪的话来说：“比较研究的真谛……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①e]今日比较之风特盛，大有超出“荷马比屈原，孔子比歌德”之怪诞者在。多数的做法，凭空悬一题目，远望略取形似，就可以洋洋洒洒写比较研究的大文了。作文而己，研究云乎哉。所谓“以西方为坐标批评中国，以中国为坐标批评西方”，离开了“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引导，亦仍旧不脱穿凿附会之窠臼。
    正确的史学比较方法，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史料中去，从史料的对勘中发现和提炼出真正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问题不能从外边强加给研究，用以比较的材料亦不能拉郎配式地强行捆绑在一起。
    陈寅恪本人的实践树立了最好的典范。兹举一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可说是对中国印度传统思想作的一个比较研究，其问题之成立，则据于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的一个“脱漏”。此写本述莲花色尼出家的因缘，乃是受到“七种咒誓恶报”，[②e]但实际却只载六种。陈寅恪初读时以为“七”乃“六”字之讹。后反复寻绎原文，发现文中“七之为数乃规定不移之公式”，不可能是讹。陈寅恪进一步又排除传写者无心脱漏之可能。于是，此“脱漏”乃成立为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其所以然了。
    研究的办法是从巴利文佛典中寻检出它的原本来对照，结果发现“法护撰涕利伽陀此篇注解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所生之子。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③e]至此已不难断定敦煌写本之脱漏，其实是有意的删削。此有意的删削集中反映了中印之间伦理观念之绝大差异。
    佛法初入中国，其教义中与此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不止一端。如“沙门不应拜俗”、“沙门不敬王者”，与君臣父子之义显相杆格，但并不妨佛门中人宣传和实行此类教义，甚至有“高僧大德，不顾一切忌讳，公然出而辩护其教义中无父无君之说者。”[④e]独独讲到男女性交聚麀之事，“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大抵噤默不置一语。如小乘部僧尼戒律中，颇有涉及者，因以‘在家人勿看’标识之。”[⑤e]可见伦理观念的系统中，亦有层次和方面之分，有些较具弹性，允许一定程度的伸缩和变形；核心处则绝坚固，丝毫不容妥协。中国字里，“耻”之一字，份量特重。耻闻之事，当然也不可看，不可说，即使用批判的贬斥的态度，也难以启齿。可以想见，当时那位敦煌写本的写手，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把第七种恶报删掉的。
    伦理观念的长期熏习，9形成顽固的下意识心理禁忌，转使坦率直言的“贝多真实语”，成了不可轻宣的教派“秘密语”。久而久之，秘密起源于伦理禁忌的事实被遗忘了，“秘密”反成了有正面意义的存在，这些戒文咒语，仿佛真有了不可思议的神力。陈寅恪引《高僧传·康僧会传》：“[孙皓]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后，下语曰：“疑与此同”[①f]（即与“在家人勿看”之标识同），即提示了上述这样一个过程。陈寅恪的研究，每每有这种“小处看手，大处看眼”的风格。
    能不能准确精炼的表述问题，也是发现和成立问题的重要一环。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论到赵翼《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谓“赵书此条暗示南朝政治史及社会史中一大问题，惜赵氏未能阐明其义”，此问题即“江左历朝皇室及武装统治阶级转移演变之倾向是也。”[②f]陈寅恪概言此一倾向云：“宋齐梁陈四朝创业之君主，皆当时之功臣。……以功高不赏之故，遂取其旧来所拥护之皇室而代之耳。”[③f]原来，只因为有功的世族相继取皇室而代之，自己做了皇帝，所以才显出世族中无功臣的现象。赵瓯北正确地看到了“江左世族无功臣”的现象，却不知其与“南朝帝室止出于善战之社会阶级”的现象，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真可谓一间未达。也因此，赵瓯北遂失落了一个重要问题：“此善战之阶级，在江左数百年之变迁，与南朝境内他种民族之关系，治史之人，固应致意研求者也。”[④f]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与其他科学一样，史学上也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看不到解决希望的问题。对此要承认，不能含混过去。一门科学，越是存在凸出显眼的硬问题，其科学性越强。厚厚三大本《柳如是别传》，就是一部围绕着钱柳因缘主线展开的问题集。陈寅恪自己说，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⑤f]自验的结果，陈寅恪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提问题也是学力深浅的一种表现，书中有些问题，老实说也只有陈寅恪能提得出）同时也留下了若干“俟考”题（“尚待考证”，“尚待考实”，“有望于当世之博雅君子”等等），其中特别有两大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一为黄毓祺之狱。[⑥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