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1928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些问题是有意义的。
    一、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思潮，作为新文化运动弄潮儿的胡适更是以倡导科学方法为己任。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胡适文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留学归国后，在北大任教，积极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投到胡适门下，接受了科学思潮的洗礼，双方由此结下了难解的师友之缘。
    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傅斯年约集同学创办《新潮》杂志，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此外，傅斯年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把《新潮》归结为“（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三个基本原素。科学思想对傅斯年及新潮社其他成员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影响成为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基础。
    傅斯年在英德留学七年，其间在1923年进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深入接受了兰克学派的熏陶。兰克是德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西欧“科学的史学”主张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材料，这些认识对傅斯年产生深刻的影响。1933年傅斯年写的《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不发议论，不谈史观，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兰克学派史学思想的影响，无疑对傅斯年归国后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及其在古史辨领域的成绩，给傅斯年造成巨大的刺激。顾颉刚既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的同舍好友，又是胡适门下的一个得力门生。五四以后，傅斯年出国留学，顾颉刚在国内开始树起了古史辨派的大旗，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此，远在异国他乡的傅斯年极为关注，写信盛赞顾颉刚有关古史辨的理论，其中说：“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傅顾二人在理论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同时也揭示了想在史学上建功立业的傅斯年所受的深刻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归国后的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直接诱因。
    二、1928年，傅斯年写下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中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正式明确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
    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其根本目的在于“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傅斯年在《旨趣》中充分阐述了这一目的，庄严声明“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由此可见，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基本出发点。
    “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首先将史论和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除出去。傅斯年在《旨趣》中说：“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不是研究的工作。”另外还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指出：“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就是史论，而不是史学。”非常明确地将历史哲学和史论排除出史学。
    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毫无必然性和规律性可寻是傅斯年将历史哲学和史论从史学中排出的根本原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讨论古史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个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古史辨》第二册）他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也指出：“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实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综上所述，傅斯年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历史上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研究局部的历史现象，如果硬要取得一般的总体的认识，即象历史哲学和史论那样，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些主观的因素，无法保证其客观性及科学性。傅斯年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历史没有两件相同的事，所以“归纳说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其次，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还将史书的写作排除到史学之外。“历史学不是著史”是他特别强烈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受某些哲学或伦理观念的影响，甚至加入“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的主观”。（《旨趣》）在语言表述中，也难免使用艺术的手法，而这些都是与科学精神相背离的。傅斯年将史论、历史哲学、著史排除至史学之外，史学的概念只剩下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这一基本的内涵，“史学只是史料学”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
    三、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其内涵共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明确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另外，傅斯年还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强调：“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进而发展为“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