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预告有三种截然不同的主张：（1）“道德的恐怖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在其道德天职上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2）“幸福主义”或“千年福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3）“阿布德拉主义”主张，认为人类的历史和道德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物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①康德以为这是一种西赛福式的愚蠢主义观点。康德对上述三种主张都有所保留和批判，但从他十分赞赏莱辛的观点表现可以看出，在总体上他还是倾向于幸福主义。康德通过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寻找先验的和经验的坚实根据，得出“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继续向前”②的结论。
    一
    康德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做得到的，人类决不是在演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悲剧，更不是朝着更坏的方向倒退。他说，如果历史从总体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活动，那么，它就能够发现自由的一个有规则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它也就能够把有单个的主体那里显得错综复杂、毫无规则的东西，看作是整个人类的原初禀赋的一个尽管缓慢、但却终始向前进的发展。“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决不会中断。”③因为，大自然的历史作为上帝的杰作是由善开始的，自由的历史作为人的作品却是从恶开始的，也由于道德恐怖主义和阿布德拉主义的观点已经排除，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能是由恶趋向善的虽则漫长曲折但不断进步的过程。康德以为，他这样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有其先验的和经验的根据的，而这恰恰又是莱辛等人的幸福主义所缺乏的。
    康德从“天意”即大自然的计划和人性秉赋两个方面来寻找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验根据。首先，康德指出，大自然先验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康德从牛顿那里汲取了灵感，强调由人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及其进步④同样遵循着自然界的根本大法，即“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浪费自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⑤因此之故，既然大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这就明白无误地宣示了大自然所布置下来的人类历史的目的：那就是，大自然所赐给人类的理性和自由注定了终究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全部地、充分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发展出来和得到其最大限度的表现的；否则的话，大自然就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了。因此，象卢梭一样，康德断言，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并且大自然以地上唯一的理性创造物人为手段展开它的智慧时，不曾做任何的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安乐，反倒要使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有时是违背他人的心意、甚至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却在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努力向前奋斗着，以便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使他们自己配得上生命与福祉。这样，人在服从大自然所设定的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时，从总体上推进着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以及思想方式的内在完满性，并且上升到大地上尽可能幸福的状态。
    其次，康德试图从人性中找出这种先天的根据。康德在与门德尔松争执人类整个来说究竟是可爱的还是厌恶的问题时，回答道：“从人性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籀绎出这样一些秉赋来，它们会使人类物种朝着改善前进，并使过去和目前时代的恶都会消逝在未来的善之中？”⑥康德确实从人性中找到了这种迄今为止未被一个政治家所弄清楚的原始秉赋，即一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正是由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理和道德秉赋，目前就决不会出现一个类倒退的时代。即使历史进程中出现某种摇摆甚至堕落，我们也不必沮丧，因为凭借人类的道德秉赋，历史的行程就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而再度转向善的。所以，人类这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是人类道德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动力，当然唯有大自然与自由在人类身上按内在的权利原则相结合才能够许诺的。⑦康德认为，不仅如此，人类还有一种影响后代使他们永远变得更好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合法遗传，带来的是人类世代的不断进步。每一个世代都有义务把自己的启蒙（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留传给后一个世代，使人类身上向善的萌芽和秉赋最后发挥到充分与它的目标相称的那种发展阶段，并为实现大自然为自己先定的鹄的而虽则永无止境、但却矢志不渝地追求着、辛苦地劳作着。总之，人性中的秉赋和义务“对我们这个物种所将要遇到的哪怕是最遥远的时代，它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只要那个时代确实无疑是可以指望的。”⑧
    康德承认，从经验上也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类整个说来在我们的时代确实比起以往的一切时代来，在道德上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改善，短期的阻滞并不能证明任何相反的东西。这些证据既可以从古希腊以来的历史中去探寻，也可以从目前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中窥见到。首先，从古希腊的历史到现代的实际进程可以籀绎出包括国家宪法在内的历史与道德是有一个合规律的进步过程的。康德认为，当我们从古希腊的历史──都是通过它，其他一切古代的或其同代的历史才得以为我们保留下来──开始追溯人类历史的进程时；当我们追溯和考察罗马民族的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与破坏对同时代所起的影响以及罗马对于下迄我们的时代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考察其他民族的有关知识都是通过这些启蒙了的民族才逐步获得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看似毫无计划的人类行动的汇合体至少在整体上勾勒出历史进步历程的合规则性和合目的性，而不是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式微地摇摆着，更不是前进了几步接着马上就以加倍的速度滑回到自己以前的状态。
    其次，康德从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一桩事件即他曾为之兴奋不已的法国大革命悟到，人类的道德倾向在日益改善。他说，“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⑨对于“这次大革命”“每一个善于思想的人”都表现在愿望上近乎热诚的同情，虽然这种同情在德国糟透的状况下“带有风险”；对于这桩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利于履行公民权利的公民体制和得以防止侵略战争（一切罪恶与道德腐化的根源）的共和体制，因而保证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至少是在其前进中不会受到阻碍的进步性，怎么不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颤呢？
    要言之，在康德看来，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继续前进，是一个在理论上最严谨的经验上可以确证的先验综合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