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康德的历史发展理论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藏，一旦涉入进去肯定会发见许许多多的真理颗粒。笔者无意抬高这位德意志哲学家的智慧，只想在涉猎其诸多内容之后沉静下来思忖一番。笔者以为，以下几点为康德历史发展观的精华和特点。
    （一）以人为历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康德历史发展观的特色。在康德那里，大自然要求于人类的，恰好是大自然本身所不能现成地提供给人类的东西；大自然只赋给人以理性（包括自由），然后便由人的理性去完成大自然所不能自行成就的任务。历史不是一种神圣的指令的体现，而是一幕理性自由的历史，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23）历史进程中的灾难和牺牲也是人自身必须负责的。而且，根据目的论，“至善的”目的的概念即“为了人”。因此，大自然的系统中必须实现向人的生成，产生自然的最终目的即文化，在文化中人成为文明的人，同时，经验现象的历史必须指向本体的道德，道德的人成为人类历史的总目标，并在普遍的公民社会里得以最终实现。此外，康德对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乐观主义和启蒙主义精神，他确信人类历史将始终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将指向一个充满发挥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的美好未来社会，大自然也将为人类身上的全部自然秉赋淋漓尽致地发展出来而感到欣慰。
    但是，康德虽然从“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出发肯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另一个方面又承认人的创造活动是无意识行为的结果，人只不过是实现大自然智慧的工具、手段而已。这样“自由意志的体现者”成了消极被动受某种东西摆布的人格。尤其更甚的是，一旦进入社会，特别是一接触到社会关系，人就失去了创造主体的能力，而变成一个唯唯诺诺服从于国家至上权威的德国庸人了。历史中的人身上的双重品格正是康德本人双重品格的体现。然而，从总体上，从时代潮上看，康德还是高扬了人及其自由，拔高了人的理性，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被人指责为不敬神灵了。
    （二）每一场灾难、每一次倒退都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这在康德历史发展观中是颇为新颖的见解。康德洞察到了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悲剧。他说，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灼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是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文化的进步，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康德认为，我们应该为人类历史的前进而欢呼，或许也应该为前进的时代所丢弃的东西以及历史进步中的不谐和音甚至灾难留下一点惋惜，留下几声悲叹。
    康德承认，从某种意义上，代价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是人类自身无法逃避的痛苦，也许是大自然的安排。大自然确实在捉弄人，让人在施展自己的秉赋和能量时，彼此牵制、对抗，甚至相互践踏和摧残，为他人和历史留下一串串罪恶。历史的发展伴随着牺牲，道德的进步因应着堕落，文化的推进氓灭着人之天性，非理性的本能侵蚀着理性物的机体，这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但又有一定的实然性。社会，一方面忍受着灾难的痛苦，一方面又制造着痛苦，对克服和杜绝痛苦又表现出如此的软弱无力。灾难对它来说简直是个幽灵，时刻附着着它；灾难的发生也不以它的好恶而转移，整个社会时刻面临着灾难的劫难。康德认为，历史之灾难和倒退作为人类发展的代价，虽以恶的角色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我们更多注意的是文化的负面效应。
    毋庸讳言，代价的成因机制康德是论及过的。从主观上看，“我们自身也许是这一切灾难的唯一原因”（24），“种种灾难，都是要由我们自己来负责的”。（25）人类活得那么悠久，其罪行就必定会上升到一种高度，以致于除了一种普遍的洪水把他们从大地上消灭干净而外，他们就再也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康德在借《创世纪》之谕诅咒人类。现代人对于文明生活感到厌倦还能怪谁，“决不可以把压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归咎于天意；”；“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邪恶诿过于他们的祖先的原罪”，（26）都是由于人误用自己的理性的缘故。那么，驱使人误用自己的理性而造成灾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康德以为，这应该从人的自私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欲中去寻找。由于有了这些，衍生于人间的不和的种子萌发了，战争、虐待狂等产生了，人类进步中所伴随的负效应（代价）成倍地增加了。
    从客观上追究，代价的成因除了自然的原因所造成的以外，主要是文化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与分裂：一方面人道在努力追求其道德的天职，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始终不变地遵循其天性中所具有的野蛮的与兽性的法则。关于这一点，康德从理性和实例两个方面作了透彻的分析，本文已在第二部分做了论述。如何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康德认为直到完美的艺术成为天性（自然）之时，才能消除；此时此刻，也是人类道德天职的最终目标的实现。为了促成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康德以进步的启蒙精神号召每一个人响应大自然的“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27）
    （三）“合力论”思想是康德历史发展观中又一颗珍珠。在历史领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预期的目的的，但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却很少如愿以偿，行动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往往相互脱节，甚至大相径庭，面对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康德做出了独辟的解释。康德首先点明人类行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必然性这两个侧面的关系：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形成什么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总是服从作为现象领域的历史规律即普遍的自然规律。或许，作为族类的一员，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笔毫无意义的充满自私、愚蠢和罪行的偶然事件的糊涂帐，但是，当我们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透过无数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可以揭示出历史呈现为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历史实践中的人是有行为选择的自由，但自由选择的本身却暗含着某种必然性的存在。譬如婚姻一事，每个婚姻行为完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行为，但婚姻统计表明整个人类的婚姻行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人的行为与其后果的关系上，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特殊目标，并且他们的目标与行动往往彼此牴牾，却又无意识地朝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的自然目标前进，是为了推进它而努力着，这个自然目标是大自然为了自己的内在目的而刻意安排的，是大自然计划的实施。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动植物身上。动植物的巧妙的器官都是为了维持其生存，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但看上去仿佛又有一个最高的设计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设定的。
    人类的历史是在对抗中前进的。人既有希望进入社会而被社会承认的合群倾向，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体现自己的潜能（智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又有非社会的不合群性，相互之间又往往发生对抗，成为发展其自然秉赋的阻力，但这种阻力和对抗又成为唤醒人类理性的觉悟、发挥其全部才智，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们的相互冲突、人的行为后果（往往引起邪恶、灾难和战争）与意愿的背离，恰恰成为自然狡计得以实现的手段。“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足；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够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牵引出来。”（28）
    从上可见，康德力图辩证地看待历史中偶然与必然、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个人与整体、目的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等的关系。他把历史规律视为自然规律来看待，强调其客观性，但他特别重视历史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暗示出他体察到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本质。康德本人也意识到历史研究非自己所长，更不想把发现历史规律的功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只期望有一位历史知识丰富且具有哲学头脑的人物能够成功地找出一条历史的线索，并撰写一部普遍的历史（即历史哲学），黑格尔显然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历史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