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德是主张人类历史和道德是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但他并不否认这场由坏到好的进步中夹杂有某种程度的退步甚至失败。然而退步不属于整个的族类，而是历史的个体。康德对卢梭所揭示出来的人类文明进步与道德退步的背谬十分赞赏，但他主张，我们要用适当的角度和方法来看待这种背谬，要厘清产生背谬的根源，消除世人对历史进步的误解。
    康德认为，观察历史发展和道德状况的角度如果不对，轻者会附和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愚蠢做法，重者会陷入道德恐怖主义泥沼而不能自拔。过去乃至今天大凡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认识的，甚至产生诸多分歧的，其原因就是我们采用来借以观察人世事物的立足点选择得不正确。譬如，从地球上看，行星时而后退，时而静止，时而前进，但是采用太阳为立足点，就会发现它们是在依照哥白尼的假说而在它们合乎规律的轨道上运动中。同样，观察历史发展也有一个立足点问题。若从整个物种来看，乃是一场由恶到善的进步，可是若是从个体出发观之，就会片面地看到“压迫人生的全部地地道道的灾难以及玷污人生的全部罪行”。⑩因为在理性觉醒之前，还不存在什么诫律或禁令，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禁，但是，由于理性的作用和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随着出现了诸多诫律和禁令而受到了限制，那种在无辜状态中所产生的东西在文明社会中却成了世人唾弃的罪行，道德方面的堕落也随着文明的脚步而渗透了人间，因此从个人的视角看，这就是一种倒退。笔者很欣赏康德的观点：对个人来说，当他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着眼于他自身时，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体显然表现为损失；对大自然来说，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是针对全物种，从无知状态到文明状态的推移就是收获。我们再加上一句，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来说，由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种革命性的转折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族类都是进步的。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如何反省自己给历史所犯下的罪过，康德提供了答案：“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把自己遭受的一切灾难和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自己本身的过错；然而同时作为整体（作为整个物种）的一个成员，则应该惊叹和赞美”人类的进步和完善。（11）康德把人类整体的进步和完善化与个体的退步和恶化分别开来并加以辩证理解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卢梭命题的矛盾。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卢梭所说的文明昌明和道德堕落的背谬，在康德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和人类天性之不可避免的冲突所致。这种冲突，既表现为以造就人以及公民的真正教育原则为基础的文化还没有最终形成，因而产生了践踏人类天性（合目的的自然秉赋）的情形；又表现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秉赋反过来摧残着不断前进着的文化，从而导致文化的进步与人性的堕落的悖论。为了帮助同时代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康德不厌其烦地举出实例加以说明。（12）康德举出的第一例子是关于人的成熟期问题，这个例子旨在表明，大自然并没有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成熟的时限，反而强迫人类遵守她所规定的维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那些定律，结果产生了道德的自然目的与物种的自然目的、文明状态与自然状态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分裂。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的技术和经验能力的提高完善与其寿命短暂的背谬问题。通过这个实例康德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长寿，可是当最幸运的头脑处在技术和经验的最佳状态而有可能获得发现突破时，人的老境将至了，人变得迟钝保守了，可悲的死亡临头了，于是人们又不得不从头开始。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并且始终有再次沦于古老的无知无辜状态的危险。第三个例子就是卢梭所说的人间的普遍人权不平等的问题。这个例子典型地表征了人类天性与文化进步的冲突。本来，大自然赋予了人类以自由和理性，可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虽促进了人类整体进步，却使得作为人的自然秉性的自由受到限制，使人类固有的平等变成了不平等；文化的发展，最终常带来的是人类在普遍人权的不平等。
    康德试图在解决这种冲突的尝试中为后人提供锁钥。康德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文化必须怎样地前进，才可以使人类的秉赋得到发展，从而使它不再与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的人类相冲突。由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故而必须使文化逐步变成人的天性，只有如此，文化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消解。显然这种冲突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到了完美的艺术成为天性（即自然）时，不断前进着的文化对自然秉赋的摧残和人性对文化的蹂躏才会终止。在此，持久的技艺和教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条件。康德以为，通过技艺和教化，即通过科学与道德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牛顿与卢梭就能在文化中实现和解。
    此外，康德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反思时，还触及到了极富现实意义的道德滞后论问题，这是康德探讨近代社会文明发展与道德堕落背谬时机智发现的重要课题。康德在《万物的终结》一文中回答人类本性腐化的原因时指出，文明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后者总是落后于前者。之所以产生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况，关键在于需求的增长要比满足他们的手段更强烈得多。事实上，“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后果：逸乐）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而这种状况对于道德以及同样对于物质福利恰好是负担最大而又最危险的事”。（13）人类的道德秉赋总是拖着艰难的步履姗姗来迟，这样难免产生用旧的、以往的道德尺度去评判由于才能和技巧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道德问题，当新旧道德价值尺度发生撞击时，人们就会抱怨甚至诅咒技艺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沦丧。那么，科技文化发展与道德退步的问题最终是不是以一种以利亚（14）旅游的方式而解决呢？显然康德十分钟爱这种解决方式。到此，现代人不能不叹服这位哥尼斯贝格哲人的智慧，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发展与道德腐化并存的问题的谜底不是到今天仍未解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