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黄宗羲的史料观亦多发前人所未言，值得申述。
    （1）“夫铭者，史之类也” 黄宗羲认为碑版之文往往蕴含一些重要史料，可补史书之阙，且能辨明史书中的错误记载，“残碑坠简可证伪舛”[48]。碑铭史料确具价值，遗憾的是碑版之体，宋末元初遭到破坏，逮及明代，“其坏又甚于元时”，表现在碑文只“使人知其（墓主）子孙婚姻而已”，结果，“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历而非履历”[49]，几无价值可言。为确保碑铭史料价值，黄宗羲主张首先要为其正名，把它视为史料之一种，“夫铭者，史之类也”。既然如此，碑铭文必须忠于事实，而且也应像史书一样寓褒贬于其中，墓主“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50]。黄宗羲的“铭法”具体有哪些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即褒扬仁义忠孝，认为德列孝友，虽言行无奇，“亦应铭法”[51]。其次，要对碑版体例整齐划一，消除混乱现象。规定，夫妇合葬墓，因妇人从夫，故只书某官某公墓志铭或墓表，“不书暨配某氏”。妇人墓志，“以夫爵冠之”若子显达，则“以子爵冠之”[52]。黄宗羲对碑版之体的整理有利于碑铭史料的保存。他的著作中收录了许多人的墓志铭，后来，全祖望著《鲒埼亭集》即受其影响。
    （2）“以诗补史之阙” 诗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有补史阙之功能。如杜甫诗中反映了许多唐代史实，晚唐时就被人们称为“诗史”。宋元明及清初，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杜诗注本，黄宗羲以为这些注本，只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然“史固无籍乎诗乎”[53]。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可以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诗之与史，相为表里”[54]，对历史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应充分发挥诗的史料价值作用。因为“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情形，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55]，特别是朝代更易之际，官府已不可能控制国史的修撰，作于此时的诗文，尤具史料价值。南宋末年一些史实即籍诗文得以重现，赵显、赵昺二位末帝，《宋史》不为之立“本纪”，非文天祥《指南录》、《集杜诗》，无由知二帝“兴废”；非汪元量《水云集》，无由“知亡国之惨”；非林景熙《白石集》、谢翱《晞发集》，无由“知笠国之双经”（指宋六陵遗骨事）[56]。黄宗羲说他们的诗集“可不谓之诗史乎”[57]。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纂成的金诗总集《中州集》被黄宗羲誉为“以史为纲，以诗为目”的补史之作，“一代人物赖以不坠”[58]。明朝溃亡，“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归庄、吴伟业、侯方域、陈维崧等人的诗文，读之，可见清初暴政、民间疾苦、亡国慨叹及重大历史事件。仅黄宗羲“所见者”，就有“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虽“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友人万泰作诗，“访死问生，惊离吊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遗事，表其遗民”，黄宗羲赞叹道：“先生之诗，真诗史也，孔子所不删者也”[59]。
    黄宗羲著述中也贯彻了“以诗补史之阙”的观点，他把自己的诗集称为《诗历》，即以诗为史之意，《诗历》乃其自为年谱，“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60]，可了解其一生境遇、作为及其时代。另外，在《四明山志》、《匡庐遊录》中，也常以历代诗文辨明古迹。受其影响，后学万斯同、全祖望等人都力图通过诗集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3）文集“于国史多弹驳参正” 黄宗羲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价值，说能弥补、参正史籍记载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只据大臣章奏、朝廷起居注节略而成，“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61]，文集正可提供更具体的史料。黄宗羲曾读姚牧菴、元明善的文章，“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此两人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他自称草野穷民，无法叙述名公巨卿之事，故文集中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62]。由于文集颇具史料价值，故他著《明儒学案》时，每个案主的史料均来源于各自的文集，“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63]。他还很重视文集的编选工作，主要辑有《明文海》、《宋集略》、《元集略》、《剡原文抄》、《黄氏捃残集》等，对文集的收选以有无史料价值为标准，如果文章空洞无物，哪怕“巨家鸿笔”，亦必去之；相反，如能反映社会现实，虽“稀名短句”，亦必录无遗[64]。他用七年时间，博览千余家文集，编成二百十六卷的《明文案》，以保存明代文章之精粹，发掘“三百年人士之精粹”。黄宗羲对此书颇为自信，称其价值在《昭明文选》、《唐文粹》、《元文类》之上，说“有某此选，彼千家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上，不为过矣”[65]。后再接再励，又披阅明人文集近千家，将《明文案》扩成四百八十二卷，改名《明文海》。内容十分丰富，虽游戏小说家言，亦兼收并采，反映了明代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与学风，自言“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66]《四库提要》称扬该书“使一代典章人物，俱籍以考见大凡，……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67]。
    黄宗羲对文集史料的看法，影响深远，章学诚说：“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68]。
    （4）方志、族谱不可轻信 黄宗羲认为方志与族谱中蕴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曾说：“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69]，考证史实，多采用之，如引宋代《会稽县志》考证雷峰山在余姚南。据《孔子家谱》、《孔子祖庭记》考证孔子生年。但由于方志、族谱矜其乡里，誇其世族，机巧变诈，饰伪萌生，黄宗羲又将其视为天下“最不可信”之书[70]。
    黄宗羲总结出方志不实原因有五：操笔者非人；不名一手而取材猥杂；体格一定而无所见长；见闻固陋，未有考察；乡邦恩怨无人任之[71]。尤其是最后一条对方志编写干扰最甚，“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啁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雀”[72]他亲自经历过此类事情，明人徐汝佩曾经“同知楚中”，因“侵饷事觉”而自缢死，事见《弇州笔记》，黄宗羲修其县志时，其后人要将之入“乡贤传”，被拒绝后，“遂尔相仇”[73]，方志实录，确实不易，尽管如此，黄宗羲仍要求修方志要有“董孤南史”精神，据事直书，其编纂的《余姚县志》即以直笔著称。
    至于族谱失实原因，黄宗羲则认为有二：一是家族子孙学问欠缺，编纂时，“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结果“牴牾正史，徒诒蚩笑”[74]。余姚有三太傅祠，供奉晋朝谢安石、宋代外戚谢某及明人谢文正，这种合祠，本已牵强。黄宗羲视其神位，安石夫人竟为毛氏，便对其宗祝说，按《晋书》载，安石夫人是刘氏，非毛氏。对方却答道：“此家谱所载，宁有讹乎？”。黄宗羲只得苦笑说：“刘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后安石出之也”[75]。二是伪谱流行。明末清初，“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伪谱“视为信货，据之以改旧本”[76]，以假乱真。对此现象，黄宗羲深恶痛绝，说古人编修家谱，必视为神圣事业，“競競于是而不敢忽也”，否则，便是有辱祖先。沈约、魏收“为史自叙其先也，附合乖谬，人以为诬其祖也”，而“诬祖之罪甚于忘祖”，后修家谱者，未有不以此为戒”[77]。编写家谱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直笔实录。
    （5）表、志不可缺 表、志为史之筋干，读史必览表、志。黄宗羲认为“正史”缺表、志，是一大撼事。纪传体本由纪、表、志、传四部分构成一有机整体，表能补纪传之不足，志是各种典章制度史，均有较高史料价值。《史记》倡于前，《汉书》继其后，正式把表、志作为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本纪后。但自后历代正史不乏缺表、少志或两者并无者，《后汉书》、《魏书》、《隋书》缺表。《梁书》、《陈书》无志。《三国志》、《齐书》、《周书》志、表皆无，给读者造成很大不便。黄宗羲年青读史时，就由于史书无表，头绪纷乱，往往“一卷未终已迷其姓氏”，故立志补撰历代史表，却“忽忽未果”。他称许《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对历代典制的研究，“足以补史志之缺文”[78]。高第万斯同撰成《补历代史表》五十四卷，被他誉为“诚不朽之盛事也”[79]。明人许洽的《明馆臣九卿年表》被他称为“奇书”。还亲自为《明史》补修志表，时《明史》总裁将《历志》送他审定，他“于历议之后，补此一段”，且建议如《崇祯历书》例，列举恒年表、周岁平行表等，将“作表之法，载于志中”[80]。所著《今水经》，卷首特立“今水经表”，《明史·地理志》多采其文。